儒家类 》 宋代理學三書隨劄   》 《中庸章句》上      錢穆 Qian Mu

　　首章。
　　朱子曰：“循萬物自然之性之謂道。若謂以人循之而後謂之道，則人未循之前，謂之非道，可乎。”今按：孔孟言道，率本人文立場。即《中庸》言率性之謂道，顯指人文方面之率性言。今朱子改說成循萬物自然之性，則乃萬物自然率性，不專指人言。此所謂道，乃雜莊老道傢，又羼進了自然立場。宋代理學家與先秦儒有相異處，主要在此。《中庸》一書本雜道傢義，而朱子此條說得更過。治中國思想史者，於此當有辨。然論其大傳統，則程朱實仍孔孟，不得謂其有標新立異，自創一說之心。
　　朱子又曰：“道衹是性之分別處。道與性字其實無甚異，但性是渾然全體，道字便有條理分別之殊耳。”今按：此處謂性是渾然全體，乃從程氏性即理也一語來。古人解性字皆不如此說。今就程朱語以今語說之，則性是一大自然，而道則是大自然中萬物各殊的分別了。此恐决非《中庸》書中之本意。
　　朱子又曰：“道不可須臾離，當參之於不可離不能離之間。”今按：道不可須臾離，乃警戒人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不可離即是不該離不當離之意。何以又卻說不能離，此又雜道傢義。人生即沉浸在大道中，雖欲離卻離不去。此顯與儒傢義有不同。
　　朱子又曰：“如曰道在瓦礫，便不成不在金玉。”今按：道在瓦礫，又在金玉，即道是一自然大全體，無所不在，無法脫離它，即不能離也。此是道傢義。但朱子此處語，亦可謂正在駁道傢。依道傢言之，原始人類始合道，進入人文始有堯舜出來，便離道非道了。儒傢則正要教人由瓦礫轉成為金玉，則金玉始是道，而瓦礫非道。惟朱子意，則瓦礫金玉皆有性，是一渾然全體，瓦礫與金玉衹在此全體中有分別。故道在瓦礫，亦在金玉。此則與先秦儒傢義終不全同。
　　朱子又曰：“道不可須臾離，言道之至廣至大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言道之至精至極者。”今按：道至廣至大，乃不能離，此屬道傢義。儒傢言道至嚴至切，故不可離也。至於莫見乎隱，莫顯於微，乃指人之修為言。在其隱微處更易顯見出來，故更須戒懼也。今謂道之至精至極，故能見乎隱顯乎微，此則道傢未之言，朱子乃牽拉於《中庸》之言，而勉強言之耳。《中庸》本係一晚出書，與《易大傳》同為羼雜道傢言而成。朱子解釋四書，亦獨於《中庸》語多出入。如上引言性與道，皆指宇宙大全體言，與《中庸》顯不同，然亦不得不說是理學思想之更較先秦進一步處。
　　朱子又曰：“餘早從延平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餘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歸。聞張欽夫得衡山鬍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告餘以所聞，餘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殆忘寢食。一日，喟然嘆曰，人自嬰兒以至老死，雖語默動靜之不同，然其大體莫非已發。特其未發者為未嘗發耳。自此不復有疑，以為中庸之旨，果不外乎此矣。後得鬍氏書，有與曾吉父論未發之旨者。其論適又與餘意合，用是益自信。雖程子之言有不合者，亦直以為少作失傳而不之信也。然閑以語人，則未見有能深領會者。乾道己醜之春，為友人蔡季通言之，問辨之際，餘忽自疑。斯理雖吾之所默識，然亦未有不可以告人者。今析之如此其紛糾而難明也，聽之如此其冥迷而難喻也，意者乾坤易簡之理，人心之所同然，殆不如是。而程子之言出其門人高弟之手，亦不應一切謬誤以至於此。則予之所自信者，無乃反自誤乎。則復取程氏書，虛心平氣而徐讀之，未及數行，凍解冰釋，然後知性情之本然，聖賢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此。而前日讀之不詳，妄生穿穴，凡所辛苦而僅得之者，適足以自誤而已。至於推類究極，反求諸身，則又見其為害之大。蓋不但多言之失而已也。於是又竊自懼，亟以書報欽夫，及嘗同為此論者。惟欽夫復書，深以為然。其餘則或信或疑，至於今纍年而未定也。夫忽近求遠，厭常喜新，其弊乃至於此，可不戒哉。壬辰八月丁酉朔，朱仲晦。”今按：朱子為學大要集中偏重於其自己日常生活之心地工夫上，即此篇可見。此即朱子為學確屬儒傢傳統一明例，不得以其言論中偶有羼雜進道傢言，而驟謂不同於儒傢大統也。《中庸》之書，朱子早年即受之於李延平，而對於喜怒哀樂之未發已發一問題，中間屢經麯折，直至其與蔡季通言，則已達四十之年。而此文則在朱子之四十九年，其往復於心中，相互討論於師友之間，可謂已迄於其晚歲而始定。則其辛苦體會，反復疑信之過程，此乃一代大賢自己親自敘述之一具體實例，尤當為有志儒學者所註意，故詳引之如上。惟猶有一層當明辨者。《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與已發，主要限於喜怒哀樂之情感方面。而程朱所思索討論者，似乎乃屬心之未發與已發。此兩層似有不同。不可謂心體衹限於喜怒哀樂，則程朱所提，似當屬另一問題，與《中庸》有不同。或可謂，心之未發已發，問題更廣大，更深微。然先秦儒未嘗及此，則亦顯然矣。此又宋代理學家與先秦儒一相歧處，治中國思想史者當註意也。
　　朱子又曰：“通天下衹是一個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之一心。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養者養此。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也。從前是做多少安排，無頓着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解纜正舵，而沿洄上下，惟意所適矣。豈不易哉。始信明道所謂未嘗緻纖毫之力者，真不浪語。而此一段事，程門先達，惟上蔡謝公所見透徹無隔礙處。自餘雖不敢妄議，然味其言，亦可見矣。又曰，衹一念間，已具此體用。發者方往，而未發者方來，了無間斷隔截處。夫豈別有物可指而名之哉。龜山謂學者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驗之，則中之體自見，未為盡善。大抵此事渾然無分段時節先後之可言。今著一際字，便是病痛。熟玩中庸，衹消着一未字，便是活處。此豈有一息停住時耶。衹是來得無窮，便常有個未發底耳。若無此物，則天命有已時，生物有盡處，氣化斷絶，有古無今久矣。此所謂天下之大本。若不真的見得，亦無揣摸處也。”今按：上引乃朱子四十八歲前，對此問題之舊意見。其所謂未發，乃指宇宙大自然之渾然全體。以西方哲學用語言之，則乃自然哲學中之形上學語。孔孟立言，乃全從人文事為方面着想，何曾註意及此。楊龜山語，至少當與《中庸》原意相近。程朱均先涉獵於老釋，惟遇說孔孟語，限於文字，少能涉及此等處。而遇說《中庸》，則未免多出入。惟朱子亦知之，故依時代先後，朱子意四書當以《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為序。而朱子教人讀此四書，則先《大學》，次《論》《孟》，最後始及《中庸》。而又以《中庸》為最難讀。則朱子心中，亦早存《中庸》與《論》《孟》有不同處之一觀念存在矣。惟《中庸》原書，與朱子所說仍有隔別，則朱子似因精思而轉失之矣。
　　朱子又曰：“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為已發，性為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工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接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為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性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性情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功夫。至於隨事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為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嚮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卻平日涵養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今按：上引乃朱子四十八歲後所悟之新說也。所論察識與涵養工夫之一節話，誠湛然儒者之言也。朱子論觀程子語不當專守一說，當據其文集遺書而細求之。其實讀朱子書，亦何不然。亦當會通其《文集》《語類》與諸書而細求之。因朱子為學，衹是博文約禮。知道些前人底，而於己奉行有準則而己。其已所立言，一須嚮上推求，通讀《論語》二十篇，始可見朱子所窺之孔子意。通讀《孟子》七篇，始可見朱子所窺之孟子意。通讀《近思錄》一書，可見朱子所窺之周張二程四傢意。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以下中國學人率如此。而朱子尤為傑出。亦有朱子一己之會通發明處。即如此精要一編，上起朱子五十以前，下迄朱子七十以後，歷時已近三十年之久，其門人弟子記錄師語者，收於斯編，亦逾六十人以上。此皆因時因地因人因事而發，非如西方哲學家，先選定一論題，專意撰為一書，自抒己見。一若專為備人之反對攻擊，而必求自圓其說。中國惟《莊子》七篇，《老子》上下篇，謝絶人事，一心撰著，稍近其例。荀韓諸傢，仍是分題立說。呂覽淮南，乃集賓客成書。求其一人撰一書，期成一傢者，為例不多。此又中國與西方學術相異一顯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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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朱子四書集義精要》隨箚《大學》（一）（二）
（三）（四）（五）（六）
（七）（八）（九）（十）
《論語》（一）學而篇（二）為政篇（三）八佾篇（四）裏仁篇
（五）公冶長篇（六）雍也篇（七）述而篇（八）泰伯篇
（九）子罕篇（十）先進篇（十一）顔淵篇（十二）子路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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