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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 》 德驻华大使：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 》
第37节：第十五章 “大跃进”（1958～1960）(1)
康拉特·赛茨 Konrad Seitz
第三部 一张白纸：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
（1949～1976）
第十五章 “大跃进”（1958～1960）
这个开端源于毛的观点，他认为苏联的发展模式走的是一条错误的道路。它不是通向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而是在党和国家的官僚机构中滋生出一个新的剥削阶级。它不符合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是以剥削农民的方式来刺激重工业的发展。按照斯大林的方法，粮食是以非常低的国家价格向农民征购，而购买工业消费品和农机设备却要农民支付很高的价格。然而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完全不同于苏联的农民，还处于维持生存的边缘上，当时中国的农业生产水平很低，只有当农业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才能为工业化提供所需资金。
“愚公移山”
毛制定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发展战略，迅速与苏联的工业化模式脱钩。这种战略思想的形成源自于农业合作社的积极分子们1955年夏天在毛主持召开的大会上所做的经验介绍。当时王国藩合作社的介绍给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贫苦农民组成的合作社，在王的带领下利用冬闲时间上山砍烧火用材来卖。所得收入用于改良土地、购买化肥。由于投入扩大，农业产量增加，在第三年许多中等生活水平的农民要求加入合作社，因为那些原先贫苦农民的收入已经超过了这些人的水平。毛把王国藩合作社的经验介绍给广播电台在全国范围加以宣传报道，使其成为神话。这样毛就将这一事例作为他不同寻常的发展战略的基本模式。
这样农村的发展就成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农村人口始终占80%。毛将这个在中国唯一充足的资源视为他的根基，他要动员这些大量未被利用的资源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让农民们兴修水库、修建水渠、建设公路、开发新的农田、沿河筑坝以防洪水。这些基础设施的修建提高了农业合作社的收成和农民的收入，同时也增加了他们对农机设备、化肥和消费品的投入。这些需求对建立小型工厂以满足当地农民的生产所需提供了可能。经济螺旋式上升，促进了农村的生产和需求，增加了资本积累，同时也为城市的现代化工业提供了新的市场，农民们的劳动变成了资本。
新的战略达到了这样的目的：合作社的农民靠自力更生，实现他们的目标。同时也会对官僚机构的权力产生遏制，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增长将会同步进行，促进社会变革，解放群众潜在的生产力。社会革命和生产发展并非矛盾，而是相互促进。
毛的发展新战略从基本思路来看是冷静理智的，它符合世界银行当时对发展中国家所倡导的发展思路。然而，该发展战略与其第二个思路，即“大跃进”的思路联系在一起来看的话就出现了问题。毛认为，靠新的发展战略可以加快整体经济的增长，同时也可加速重工业的增长；动员农村未被利用的劳动力，建设小型简易工厂几乎不需要资本投入，反而会创造资本，增加积累；现代化重工业的建设不仅可以继续进行，而且还要加速发展。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要同时快速发展。“大跃进”会使中国15年后超过英国。正是“大跃进”这种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后来的灾难。 1958年5月，八届二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大跃进”。中国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经济政策上与苏联决裂，成为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中与其相对抗的第二个中心。
在一些农村，党的地方官员和农民们于1958年初就开始了“大跃进”。农村各基层党组织的决议成为这场群众运动的推动力。为了建设基础设施以及在农村建立工矿企业，河南省于4月份就将集体合作社变成了更大规模的联合体。毛激动地将这种联合体比喻为1871年的巴黎公社。河南农民将他们的联合体自豪地称之为“卫星公社”。到这一年底，即8个月之后中国已有5亿农村人口组成了2.4万个“人民公社”，每个公社平均有2万人，在一些人口稠密的地区有些公社达到10万人。
人民公社应该是农村新的基层单位，把农业、工业、手工业、教育、管理和农村医疗统筹在一起，就像巴黎公社那样，应该有自己管理的权力。这仅是一个漂亮的理论，实际上真正的统治者是那些公社和下设基层单位的党的干部和党的县级书记。那些本应该自己决定自己事务的农民在公社里却没有决定权，他们被迫为巨大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筋疲力竭地劳动着。
然而，对此农民们后来才有所认识。起初他们以火热的激情参与。毛曾许诺，中国用3年的努力会变成一个人人富裕的天堂。他打动了农民们千百年来那颗期盼的心。他们将火热的激情投入到劳动中，在红旗下、在歌声中参加了巨大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农田让（没有经验的）妇女耕作，人人在公社的集体食堂吃饭，孩子们进了幼儿园。在“家庭后院”大炼钢铁成了农村工业化的标志，1958年7月有3万个高炉，到10月增加到了100万个，几百万人进行着赶超英国的“钢铁大会战”。
公社设立了教育机构，培养农村工业化的技术人员，边劳动边学习，培养人的目标是：“又红又专”。还建起了“红专大学”以及夜校，让农民们读书识字，普及乡村工厂所需要的技术知识。群众要人人成为“技术能手”。毛想用这种方式解决当时进退两难的困境，即一方面现代化的经济需要专业知识人才，而另一方面城市中的知识分子又无法争取过来为党的领导服务。
在那个年代，许多公社直接按共产主义的形式分配商品，农民们将个人的财产上交公社，而公社在分配劳动所得时却没有按照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进行，而采用了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
走上灾害之路
1958年底，“大跃进”所造成的问题已经显露出来，农村炼铁被证明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因为生产出的钢无法使用。由于干部非人道地催促农民劳动，使他们已疲惫不堪，各种错误使农民更加士气低落。许多公社一片混乱。1958年12月中央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会议，重新讨论稳定的问题。由于毛的反对，过分激进的政策没有能够出台，仓促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想法被否定，个人财产又退了回去，重新实施了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
半年后，即1959年7月底在疗养地庐山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党内领导人的争斗变得公开化了。毛的老战友、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战略提出了批评，他在给毛的一封公开信中描述了这个发展战略给农村带来的贫困。他被撤销了所有的职务。林彪成了新的国防部长和军委副主席，他在1966年站在毛的一边，是“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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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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