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来了。 前面提到过，１９２５年１月１６日，胡适“在俱乐部吃饭，同席有章行严、林宗孟、许隽人、汤斐予等”。隔了两天，１月１９日胡适自己“在俱乐部请一班朋友吃饭”。 就说１９日这次吧，胡适在俱乐部请客，志摩就住在俱乐部，怎会没有志摩？胡适与小曼早就相识，就是没有志摩这层关系，也会请来作陪的。以当年各人的境况而言，不妨说胡适请客还能把小曼叫来，若是志摩请客，小曼来不来尚在两可。 没有更为确凿的证据出现之前，基本上可以断定，就是１９２５年１月１９日这天晚上酒宴之后，徐志摩和陆小曼两人越过了男女之大防。 无论从旧道德上说，还是从新道德上说，这种行为都是不道德的。这是从道德的层面上看，若从情感的层面看，就是另一回事了。对徐、陆恋情最为理解也最为佩服的郁达夫是这样说的———忠厚柔艳如小曼，热烈诚挚如志摩，遇合在一道，自然要发放火花，烧成一片了，哪里还顾得到纲常伦教？更哪里还顾到宗法家风？当这事在北京的交际社会里成话柄的时候，我就佩服志摩的纯真与小曼的勇敢到了无以复加。记得有一次在来今雨轩吃饭的席上，曾有人问起我对这事的意见，我就学了《三剑客》影片里的一句话回答他：“假使我马上要死的话，在我死的前头，我就只想做一篇伟大的史诗，来颂美志摩和小曼。” 正如和林徽因的相恋，引发了徐志摩蓬勃的诗兴一样，和陆小曼的相恋，引发了志摩更其蓬勃的诗兴。这首诗名叫《春的投生》，是诗，也不妨把它当做某种纪实之作。 此诗落款是“二月二十八”，因为刊登在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０日的《新月》第二卷第十期上，编选者们都把它定为１９２９年２月２８日所作。错了，它只会是１９２５年２月２８日，两人正处于热恋中写的。此外，像《起造一座墙》《决断》《鲤跳》《别拧我，疼》等，也都是这一时期的诗作。想一下，这一时期怎能无诗？再想一下，这样的诗，当时又怎敢发表？ 两人的热恋，很快就在北京社交界传开了，很快小曼的母亲就知道了，很快王赓也知道了。这一时期王赓调任哈尔滨警察厅长，有一种说法是，王赓扬言要杀徐志摩，怕是一种世俗的想像。不用说杀，光王赓知道后，徐、王两人关系的尴尬，就足使志摩出国避一避了。 此前泰戈尔曾来信，要志摩去欧洲与他相会。 筹措路费，费了些周章。为此去了一趟上海，还曾向梁启超商借讲学社的存款，梁回信说讲学社除所存公债外，现款一文无存，但他本人拟向兴业银行贷一千元借给志摩，“若决冒险，则兄之一千必践议耳”。从梁信上看只要有三千元就够用了。没向家里要，全靠自己筹措。 梁启超的钱肯定给了。 从后来在《晨报副刊》上接连发表《欧游漫录》看，晨报社也给了一笔钱。 现代评论社救了急，条件也是给刊物写通讯。 款项筹足后，定于３月１１日起程。３月１０日晚，新月社朋友为他饯行。酒宴上，小曼纵酒大醉。志摩站在旁边，心里知道是为什么，却不能明白地表示。他知道，他只要稍微一动手，就会有人干涉：“不劳费心，这不关你的事，请你早去休息吧，她不用你管！”看样子王赓在场都是有可能的。就在这时小曼接连叫着：“我不是醉，我只是难受，只是心里苦。” 志摩心里就像锥子刺着，愤、慨、恨、急，各种情绪潮水似的涌上胸间。霎时觉得什么都不怕，勇气天般的高，只要小曼一句话出口，什么事他都敢做，不再顾及性命与名誉！ 酒筵散后，志摩给小曼写信一直写到第二天凌晨三点。 几乎一夜没睡，第二天便登上了火车，取道西伯利亚前往欧洲。 他把这次出国，叫做“自愿的充军”。 ３月２６日抵达柏林，当即去看望张幼仪。迟了一个星期，他的次子德生（彼得）已于１９日患脑膜炎夭折。 看到志摩张幼仪大吃一惊，她已经三年没有见过这个人了。志摩不说自己来欧洲的真正目的，说是彼得死后，他母亲很担心幼仪的状况，让他来看看。幼仪带志摩到殡仪馆去看彼得的骨灰，愧为人父的感情涌了上来，紧抓着彼得的骨灰罐子不住地掉眼泪。 在欧洲的几个月，常去拜谒名人墓地，克鲁泡特金、曼殊斐儿、茶花女、波特莱尔、小仲马、伏尔泰、卢梭、歌德、雪莱、济慈、米开朗琪罗，能去的名人的基地都去了，“我这次到欧洲倒像是专做清明来的”。 ４月间，和张幼仪一起到意大利的威尼斯游玩了两周。 另外有两位英国小姐同行，常是独自一人外出，幼仪就和这两位英国小姐待在一起。 他随时和国内保持着联系。据张幼仪说，每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徐志摩都在焦虑地等着胡适从中国寄来的信或拍来的电报，告诉他什么时候可以回去。她知道，徐志摩又恋爱了，且知道对象是陆小曼，一位有夫之妇。有天早上，志摩终于看完一封信后，抬起头看着幼仪说：“太好了，我们现在可以离开了。” 胡适来函，告诉他可以安全回家了，陆小曼的丈夫已经改变主意，同意跟陆小曼离婚。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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