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史 》 歷史的壞脾氣   》 財富，模糊的邊界      張鳴 Zhang Ming

　　中國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大約兩千多年吧，使用的貨幣是一種外圓內方的銅錢（可能從秦五銖就開始了）。將錢做成這副模樣，當然有澆鑄之後方便加工的意思，但也暗含着國人對宇宙的認識——天圓地方，從某種程度上說，一枚小小的銅錢，藴涵了天地宇宙。晉人魯褒《錢神論》言道，“體圓應乾，孔方效地”，即此之謂也。不過，這樣一來雖然氣魄夠大，可也有麻煩，因為宇宙在中國人認識中還有另外一副模樣，那就是混沌，所以連帶着錢這種財富的表徵，也不免混沌起來。也就是說，財富的所有權含糊不清。
　　就拿傳統的中國人認為最穩定的土地所有權來說，雖說早就有了土地的自由買賣，張傢買李傢的地，請來中人，寫好契約文書，方位標志一清二楚，連一個壟溝都不錯，地契在誰那裏，地就是誰的，哪怕你多年不在，地還是你的。明清之際江南盛行永佃權，田地權（所有權）和田面權（使用權）分得清清楚楚，可以分別典賣，按說物權是清晰的了吧？可是且慢，一旦到了更高的政治層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真要是政府因“國傢需要”看上了誰傢的土地，那麽二話沒有，你就得讓出來。仁慈一點的還有點補償，橫的主兒，連象徵性的補償都沒有，好在這樣的事情並不太多。但是至少在理論上，古代中國的土地所有權是含糊的。
　　連腳下最堅實的土地都如此，其他的財産的邊界就更糊塗。中國人一嚮號稱以農立國，但幾乎人人都愛經商，也會經商，富可敵國的巨賈自不消說，農夫村婦也斷不了推着挑着輓着籃子去趕集。掙來的錢雖然在一般情況下是自己的，但是如果倒黴趕上了貪虐的官兒和暴虐的皇帝，那可就說不定了。一個小小的芝麻官七品縣令，想要讓一個有錢的主兒傾傢蕩産，從來就不是什麽難事，要不然怎麽會有“破傢縣令”這個說法呢？秦漢時候皇帝一有急需，就拿有“市籍”的商人開刀，商人的錢就變成了國傢的錢。
　　後來“市籍”這種賤民稱號消失了，但商人地位依然不高，掙得的傢産還是不保險。於是講究一點的，賺了銀子就去買地，讓自己變成地主，然後課子讀書，考試進入仕途；性急的幹脆大把銀子買個官當，直接混入捐班的行列。總之是讓自己或者子孫從鐵砧化為鐵錘，重則讓人傢破傢，輕則保自己的傢。但是做了官就可以確保傢産無憂嗎？好像也未必。政壇風雲，宦海沉浮，一不留神，罷官抄傢也是司空見慣尋常事。石崇富甲天下，連皇帝幫着自己的舅傢王愷跟他鬥富都鬥不過。他傢的厠所裏花團錦綉，香氣撲鼻，有美婢24小時值班，高捧手紙伺候，害得客人進去以為誤闖了內室。結果呢？風嚮一變，照樣傢産籍沒，身首異處，最心愛的歌妓緑珠也被連累得跳了樓。當然，如果都像清朝的三朝元老曹振鏞一樣（此公有????商的家庭底子），天天多磕頭少說話，安享富貴的可能性顯然要大一點，但同樣不等於進了保險箱。比如和吧，雖然已經被眼下的媒體炒成了天下第一巨貪，好像十惡不赦的樣子，其實此公八面玲瓏，不光衹討乾隆皇帝的歡心。錢是撈了不少，不過大多出於人傢的主動孝敬。然而，和多年攢下的傢當，在他有生之年並沒有姓他鈕祜祿氏，而是被後來的皇帝嘉慶拿去了。原因呢，當然有十大罪狀，但真正的原由大概就像朱維錚先生說的，連年剿五省白蓮教起義，剿得國庫空虛，害得嘉慶心裏空落落的，衹好來個“和跌倒，嘉慶吃飽”。其實也就是半飽，君不見，從此以後，嘉慶再也沒有像他爹一樣南巡找樂子了。
　　最要命的是，相當多對私有財産的剝奪，都有着相當正當的理由。因為我們的文化裏有道德意味過於強大的“公”與“私”的概念。那個出過“何不食肉糜”笑話的昏君晉惠帝，聽見蝦蟆叫，問道：“為公乎，為私乎？”看來他並不是真的糊塗，王朝政治的要害就是這麽點事，無非是公乎私乎，公私要平衡了，國傢也就太平了。衹是平衡說說容易，做起來卻難。國傢不言而喻地體現着“公”的一面，由公而剝奪私，即使手段不那麽光明，道理上也是可以說得過去的。有的時候，所有的鬼魅行徑，衹要挂上了公的招牌，就可以堂皇地行來，官吏們假公濟私自然也就難免。可是說到底，哪個時代的“公”其實也摻了百分之八九十的“私”，皇帝以天下為傢，天下也多少有皇傢傢産的意思。君不見，昔日的沛上無賴劉邦做了皇帝，就跟他老子吹牛，說是你從前老說我沒有我傢老二能置傢業，現在看誰掙的傢業大？
　　古往今來，老百姓都知道這個道理，無論是漢朝還是唐朝，都認為那是劉傢和李傢的天下，也都認可劉傢和李傢對他們土地財産的徵用。衹要這種事情別太頻繁，別太無度。當然，那些當官的更是認可來自皇權的“公”的肆虐，落難倒黴的時候，無論有多大的脾氣，都衹能眼睜睜地看着傢産被抄走。明朝萬歷年間有過不小的作為，也撈了不少錢財的張居正，得意的時候日食萬錢還說沒有下箸處，死後傢産被抄，一傢十幾口人被關在一間屋子裏活活餓死，竟沒有一個人有過衝出來想點辦法的念頭。
　　其實，就是在私的領域，財産權也不那麽清楚。一個人衹要有點出息，傢族的負擔馬上加重，人人都認為可以沾上點光，手裏有點銀子，需要管的人就多。實際上，幾乎每個做官的，後面都要管一大傢族的人（叫他們怎麽做清官！）。利益均沾的結果，財産權多少也就模糊了。
　　中國有《易經》，總是變易，按老百姓的話說是“富不出三代”，用賈府裏小紅的話來說就是“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對於文學藝術可能倒是有點好處，不然《紅樓夢》怎麽出得來？可是這樣下去，社會的資産卻總是難以積纍起來。西方的歷史短，但人傢有幾百年歷史的資本傢族，連日本也有三菱、三井這樣綿延幾百年的老商社。而我們的老字號，充其量也不過是賣賣鞋襪、烤鴨和剪刀的店鋪。漢、唐、宋甚至明代都有過的大規模手工業工場，一個個都灰飛煙滅了。古羅馬多數時候也是帝製，不過《羅馬法》卻把物權界定得清清楚楚。羅馬皇帝可以砍大臣的頭，但想沒收財産可就難了。關鍵是，人傢文藝復興接上古代的茬，由市民社會走嚮現代。而現在的我們偏偏要跟人傢學，學了技術還要坐人傢的板凳（入世），據說還要遵從人傢的遊戲規則。可是，人傢規則的基石就是物權，即私有財産權，我們恰恰在這個問題上學得比較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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