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中国的科学，也并非没有可圈可点之处。至少在15世纪之前，中国的天文、数学还是水平不低的，我们完全不必像胡适先生那样丧气。清代乾嘉时期，西方的自然科学已经大举东来，著名学者阮元曾经写过一部《畴人传》，历数先秦两汉以来，中国在天算领域的著述与学者。胡适先生理应知道这部书的，不知为什么不置一词。
胡适把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堂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板子夹棍的法庭等，都挖苦为“我们所独有的宝贝”。其实，骈文、律诗、八股，确实是我们的宝贝。直到今天，谁要是精通这些体裁的东西，就可以到大学教书。以前把八股文说得一钱不值，近年启功等先生写文章谈八股文，我们才知道情况完全不是那样。由于胡适把“贞节牌坊”也列入我们“独有的宝贝”里面，给人的印象是，压制妇女的性自由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胡适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即有人发表反驳的文章，有一位作者指出，在中世纪的西方，妇女的遭遇并不比中国好，为了防止她们红杏出墙，而野蛮地强迫她们穿铁裤衩。当时西方的监狱、法庭也是非常黑暗的，这方面的事实太多了，想必大家都很熟悉，时间关系，我就不再列举了。至于胡适把中国古代的礼学说成是“吃人的礼教”，我们后面再谈。
“我们所有的，欧洲也都有；我们所没有的，人家所独有的，人家都比我们强”，这就是胡适的中西文化观。胡适甚至说出“西方的月亮也比中国圆”这种贻笑万年的话来。以胡适为代表的文化激进派，对中国文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至今没有消除。
总之，“五四”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主流是批判传统文化，他们只看到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认为不打倒传统文化就不足以开启现代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判精神有它积极的一面，这是应该肯定的。但它对中国文化的评估是片面的、偏激的，它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思想的巨大冲击之下，对传统文化固有信心的崩溃。走西方的道路，“全盘西化”，成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终生追求的目标。在不少人的心目中，“西化”是“现代化”的同义词。政治运动造成的文化无知
如果说“五四”前后，中国传统文化遭受了第一波冲击，那么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又对传统文化造成了第二波冲击。
50年代以后的政治运动很多，它们有一个特点，就是每每以文化批判作为切入点。比方50年代初对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60年代对于电影《北国江南》《林家铺子》《早春二月》的批判，都是如此。当然，这些运动的高峰是“文化大革命”。
“文革”开始的时候，提出了“破四旧”的口号。所谓“四旧”，就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凡是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国民党时代的东西，不管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属于“旧”的范畴。许许多多的文物古迹，就是在这个口号下被破坏的；许许多多线装书，就是在这个口号下被烧毁的；民间的许多民俗节庆，也是被指责为旧风俗，开始走向衰微的。
在“破四旧”运动背后起指导作用的，是“与传统作彻底决裂”的理念。当时有一部电影，名字就叫《决裂》，就是发挥这种理念的作品之一。当时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无产者的任务，就是要砸烂旧世界，开创新世界。结果，砸烂了不少不该砸烂的东西，而新的东西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出现了一场历史上罕见的文化浩劫。它的破坏性并不仅仅体现在传统文化的毁灭上，更重要的是在一代人心灵上烙下了深深的反传统的印痕。
20世纪70年代的“批林批孔”运动，从全国每一个角落展开了对孔子、儒家思想的扫荡。从后来发表的材料，我们才知道，江青等推动“批林批孔”，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表面上是通过批孔来批林彪，实际上是通过“批林批孔”来打压周恩来，所以这场运动又叫“批林批孔批周公”。他们用“周公”来隐喻周恩来。这段时期，“影射史学”非常发达，他们做得非常之巧妙。孔子最推崇周公，希望社会能恢复周公“制礼作乐”时所建立的那一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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