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这本畅销书外，他的三大小说，《京华烟云》（ Moment in Peking）、《风声鹤唳》（Leaf in the Storm）、《朱门》（The Vermilion Gate），在美国洛阳纸贵。介绍中国和印度古代经典的《中国印度之智能》（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更被美国的大学列为教科用书。林语堂说，他最偏爱的英文著作是历时三年完成的《苏东坡传》（The Gay Genius: 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
不过林语堂来台定居后，转而回到中文领域创作。在中央社社长马星野力邀下，林语堂于中央社开辟专栏撰文，后集结而成《无所不谈》一、二集；又出版《平心论高鹗》，讨论《红楼梦》后四十回真伪问题，兼而肯定了高鹗在续成红楼梦上的努力与成就；他在轻微中风之后，于香港中文大学主持编纂完成《当代汉英辞典》，其中采用的"上下形减字法"，在台湾取得专利；他还参与世界中文报业协会三千常用字的研订。
1972年10月，耗费五年、厚达1750页的《林语堂当代汉英辞典》出版，林语堂将此视为写作生涯的颠峰之作。1975年，林语堂被选为世界笔会副会长，同年以《京华烟云》获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年近八十才戒烟成功
林语堂虽形容自己是伊比鸠鲁学派的信徒，享乐主义者，而且"幽默"的形象始终牢牢拴住他。某回他在国外演讲，结尾时说，"中国哲人的特色是有话就讲，讲完就走"，果真不回头地飘然离开会场，足见林语堂的风格与特立独行。
甚至有"笑傲江湖"形象的作家李敖指出，他在台大曾听过林语堂讲授《红楼梦的考证》，林语堂的"玩世不恭之态，溢于言表"，笑嘻嘻的颇可爱、甚可法，因此李敖从此摇身一变，决定以幽默大师的面目面对世人。
但实际上，林语堂自律甚严，内心有其严肃之一面。大师胡适在林语堂年轻时取笑他是"清教徒"，不但不饮酒、不近女色，还会去作主日学。林语堂的"烟斗"同志、美食作家唐鲁孙说过，林语堂虽然爱笑谈，细细咀嚼他的话，都有高深哲理，而且言行表里如一。
为集中精力创作，关于教书、演讲、应酬等外务，林语堂是能避则避。曾有记者问他如何写出让读者百看不厌的作品，林语堂的答案很传统，一是写出的东西必须是心得之言，其次是肯用功夫。
林语堂作学问之用心，他的二女儿、前读者文摘中文版总编辑林太乙于《我的父亲林语堂》一文指出，林语堂每天早上六点多就开始看书、写作一直到午后二时，下午休息之后，再从晚上八时工作到子夜，而且林语堂的书房里有二、三十部各种各样的字典、辞典和百科全书，偶然碰到不尽知道的字就查。
又如他在西方最畅销的著作《生活的艺术》书中，以个人经验陈书中国人的生活观，不仅成为全美畅销书冠军，在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更稳居榜首达五十二周，美国印行超过四十版。可是在光鲜外表的背后，却很少人注意到，林语堂在全书完稿后，仅因为写序言时，感觉原先由批判西方文化入题的方式，不甚理想，就把两百多页的稿件全部毁弃重写，才把东方儒家、道家潇洒与积极入世的人生观，写得如此传神而富吸引力。
也有友人说，林语堂写作时从不正襟危坐，而是舒舒服服地躺在靠椅中，两脚放在面前的矮桌上，捧着一本硬皮的笔记本，一页写字，一页留白。一杯咖啡，一根烟斗作伴，写累了他就在靠椅中小睡，醒了又继续写。有时他也躲在房里的床上抽烟斗，但从未大意烧坏枕头或被单。
七十岁在香港始与林语堂有深交的国学大师钱穆曾撰文提到林语堂的一段小故事。他记忆中抗战时在成都初次与林语堂见面，林语堂就是两指夹着烟卷，一面抽烟，一面谈话，烟卷积灰渐长，林语堂谈话不停，手边附近又没有烟灰缸。钱穆一面看着，一面担心若烟灰掉落，将有损主人地上美丽的地毯。林语堂似乎漫不在意，且直到烟灰已长及全烟卷十分之七的程度，"却依然像一全烟卷，安安停停地留在语堂的两指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