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评传 》 我的四爸巴金   》 大媽，我的母親(4)      李緻 Li Zhi

　　外婆去世，對大媽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幾十年來，特別是伯伯去世以後，大媽衹能從外婆那兒得到愛撫。過去，外婆給大媽吃的東西，大媽總是帶回來給我們幾個吃。以後外婆一定要大媽當着她的面吃掉。而且說：“玉，這一次你就自己吃吧!”就這樣，大媽還要剩一點給我。真是天下慈母心!外婆去世後，我趕快接大媽到重慶來散心。大媽到了重慶，第一次看見她的孫女李芹，聽見她叫“親婆”，自然會減輕些痛苦。大媽說外婆是老死的，油幹燈草盡，沒有痛苦；遺憾的是她沒有給外婆送終。
　　大媽來自舊社會，但她並不迷信。一九六二年，大媽跟二姐住在外東新桂村二樓。我那時在簡陽縣參加“四清”。有一天，她爬到書桌上去開窗子，不留心竟摔到樓下，把幾個姐姐和我愛人嚇壞了。幸好沒有出大問題，僅把腿部的韌帶摔壞，不久即治愈。周圍的鄰居說：“聾婆婆人好，命大，摔不死。”大媽笑着對我們說： “我不信這些。萬一我摔死了，我就不是好人吶?”大媽的內侄張漢臣常來看她，有一次談到死，大媽說她怕火葬，怕被燒痛。事後大媽又對我們說： “其實，人死了，哪還曉得痛不痛啊!”過去大家庭裏的規矩多，過春節時衹能說吉利的話，很多忌諱。一九七二年我們從河南幹校回來探親，大年初一，我兒子李斧與親婆開玩笑，竟用手比劃表示他要“上吊”。我怕大媽不高興，立即警告兒子，不許他做這些動作。沒想到大媽不但沒有責備孫子，自己也做了一個“上吊”的動作。
　　大媽真心實意地擁護共産黨。解放後，我們幾姐妹的工作經常調動：大姐調重慶，三姐調福建，四姐調北京和廣西，我調重慶。大媽知道應該服從革命需要，從來沒有阻攔。以後除三姐外，我們又調回成都。三年睏難時期，大媽毫無怨言。她按照當時對幹部的規定，不上館子吃東西，還在她住房樓下的空地上開了一小片地，種上蔬菜，以補不足。大媽那次從樓上摔下來，正跌在這片鬆土上，沒有重傷。以後經濟情況好轉，日子過得好一些。一九六四年初組織通知我和我愛人調北京工作。大媽當時和我們住在一起，祖孫三代共享天倫之樂，這是我一生最愉快的時期之一。突然又要分離，我心裏很不痛快。動員大媽和我們一起去北京，她又捨不得故土和幾個姐姐。商量結果，大媽同意我們先去，以後她來北京玩。大媽努力控製自己的感情，僅在二月三日那天，指着日曆對我說：“我希望日曆到今天就不動了。”我把大媽的話記在當天的日曆上，這張日曆到現在剛好保存了三十年。我們到北京以後，二姐和四姐為大媽準備了皮衣，大媽也打算來北京看我們，可是“史無前例”的浩劫發生了。
　　大媽當然無法理解所謂“文化大革命”。我三姐夫在福建一所勞改場當場長，犯人起來造反。他和三姐遭到殘酷的階級報復，好在大媽不知道。我在北京靠邊站、關牛棚，被打翻在地，兩年多沒有給大媽寫信。大媽意識到我在受“審查”，但我患難與共的妻子定期給她寫信和寄錢回傢，多少給了她一些安慰。二姐和四姐是當權派，受審查、被鬥爭，不可能完全瞞過大媽。大媽憑報紙知道一些“革命道理”，她相信應該“維護毛主席革命路綫”，多次要二姐、四姐“好好檢查自己”，快一點“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綫上來”。一九七一年我從幹校回成都探親，大媽知道我恢復了組織生活，顯得很高興，問我的覺悟提高了多少。天知道我該怎樣回答!我不敢講真話，又不能拒絶回答，衹好開玩笑在紙上寫：“提高了百分之八十。”大媽似乎理解我的難處，笑着說：“希望你繼續提高。”屬於她子女的問題，大媽並不太計較。使大媽睏惑的，是老一輩革命傢的遭遇。
　　解放十七年，大媽對老一輩革命傢十分尊敬。可是，十年浩劫，是非顛倒，亂了，什麽都亂了，誰也給她解釋不清楚。劉少奇是國傢主席，鄧小平是黨的總書記，這兩位革命領袖一下變成“打倒”對象。大媽能理解嗎?林彪是“副統帥”，天天要祝他“永遠健康”，又因謀害毛主席未成叛逃摔死。這是怎麽一回事?“人才難得”的鄧小平出來主持工作，人民群衆擁護，但又是什麽“右傾翻案風”，被撤銷一切職務。誰在故弄玄虛?周總理、朱總司令、毛主席先後逝世，大媽和人民群衆一樣，感到悲痛。“四人幫”被粉碎，萬衆歡騰，我們纔敢嚮大媽說明真相。她非常高興，但她悄悄問我：“江青是毛主席的妻子，她為什麽敢做壞事?”給賀竜、彭德懷、劉少奇平反，大媽都擁護，但必然要導致她對毛主席不理解。有一次，我兒子大膽給大媽講，毛主席也有缺點。大媽大吃一驚，要我告誡兒子“不要亂講”。我趁此給大媽寫了一段話：“毛主席是偉大領袖，是人，不是神。他有很多功績，但也有缺點和錯誤。文化大革命就搞錯了。”大媽半信半疑，這個彎子她不是一下就能轉過來的。
　　僅僅三四年，經濟生活大有改善。大媽從幾個兒女和周圍的人身上，看到人們心情舒暢和新的工作熱情。她的孫女、孫兒和外孫，大多參加工作。大媽和孫輩的關係極好，孫子輩可以叫她“老張”，可以和她開玩笑。外孫李舒幫外婆買點心，自己起碼要吃一半。李舒拒不承認。實在沒有辦法，就說：“我要不去買，你們連那一半都吃不到。”剩下的點心，大媽真心實意地留給每一個孫子，而且要讓他感到親婆(或外婆)最愛他，是特意留給他的。這些孫子互通情報，發現每一個都是被“最愛”的，便和親婆(或外婆)開玩笑，說她“一根骨頭哄幾條狗”。我兒子李斧強迫教親婆說英語，她便用中文說“阿都那提羅”(1 do not know)。大媽生性樂觀，形勢一好，幽默感就更加顯示出來。有一次，大姐為一件小事不高興。大媽當時沒有說什麽，隔了一會兒，大媽摸着大姐的脈對她說，要給她開副藥方。大姐莫名其妙地問開什麽藥方，大媽說：“平肝!”我一九七三年調回四川成都，在出版社工作，離大媽住地(她和二姐住在人民南路)很近，幾乎天天去看她。正因為經常去，每次去就不可能有很多新話題。我一去，總是先在紙上給大媽寫：“你好不好?我這幾天很忙。李斧來看過你沒有?”大媽對我簡單的談話，很不滿意。有一次，她對我說：“你最好刻一個圖章。”我不理解大媽的意思，申明我已有圖章。她說：“你每次來，衹有這幾句話，不如刻一個圖章，來了一蓋就行，省得每次都寫。”我這纔知道大媽在“挖苦”我。大媽還經常告誡我，要多去看她，否則將來她“沒”了，我要後悔。有一次，我聽說大媽病了，淋着大雨去看她，她很高興。我為了“報復”，寫了四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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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三聯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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