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学问的问题上,"严"固然重要,但"宽"也不能少。
我理解,"严"应该放在"宽"的前提下去讲。因为大能容小,小不能容大,有宽容才有自由,有自由才能做大学问,特别是人文领域的大学问。"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这是蔡元培先生提倡的精神,真正的北大精神。当时新旧学术并存,从各国取经回来的人都有,没有这种精神怎么行?
我理解,从难从严对年轻学者很重要,对他们的学术训练很重要,但对培养有创造精神的大学者还不够,强调过分,有时还起副作用,束缚思想,压抑个性。
因为你们都是研究生,不是戏班子里练把式的小孩,站不直了就踢上一脚,不打不成材。学校呢,也不是军营,全靠立正稍息正步走。况且就是带兵,"团结、紧张、严肃"之外,也还得有"活泼"。
中国古代治兵,向有"程李将兵"的不同。"程"是程不识,"李"是李广。程不识带兵是有规有矩,他训练的人也是中规中矩,但部下都不胜其苦,他自己也很苦,批改文件,通宵达旦,连觉都不睡。
李广不是这样,他是靠个人魅力带兵,勇武豪爽,爱兵如子,纪律虽松,而士乐为之死。李广带兵,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讲,缺点是效率不高和难以复制,培养一百个可能也出不了一个,不像程不识,可以做到八九不离十。
但做大学问,我可以讲一句话,没有李将军的"宽"那是绝对不行。这是为立志者着想,替他们营造环境,不能不事先考虑的一点。学生有没有志气,和当老师当领导的有没有气量直接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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