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评传 》 我的四爸巴金   》 大妈，我的母亲(3)      李致 Li Zhi

　　疏散回来，大妈在今日新闻社工作了一年多，今日新闻社是张履谦先生创办的，他是四爸的朋友，他的夫人任培伯和大妈很要好。大妈的工作主要是剪贴报纸、写信封和到邮局寄信。大妈会做菜，还帮助他们家做腊肉、香肠。虽然薪水少，但大妈这一段期间比较愉快，她认为自己有工作，可以自食其力。新闻社有一个圆形的社章，在那儿工作的人都要挂在胸前。我听见她说过很多次：“我胸前也挂上牌牌了!”
　　亲戚朋友都称赞大妈待人宽厚。我的六孃(三爷爷的女儿)，“五四”时期接受了一些新思想，与伯伯、三爸和爹的感情都很好。伯伯曾称赞她“虽是女子，见解却甚高”。没想到伯伯去世的时候，六孃竟说“人在人情在，人死人情两丢开”，带头来逼债。六孃一直没有结婚，甚至连一个陌生的男人也没有见过。十几年后，成了一个性情怪僻的老处女，很少有人同情她。但大妈却常常去看六孃，六孃的委屈也愿意向大妈倾吐。现在想起来，这正是大妈不计恩怨，“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的体现。
　　四十年代初期，爹两次回到成都，和我们住在一起。爹回来，引起两大变化。一是我小学毕业后，把我送到高琦初中读住读。这个学校费用较高，由爹供给。集体生活对改变我的性格起了很大作用。二是爹看见大家生活困难，便像三爸那样负担全家生活费用。为了节约开支，原来一分为二的家庭成员又合在一起。这时，小幺叔和我大姐先后工作，经济困难有所缓解。不久，二姐和三姐从师范学校毕业，担任了小学教员，每月交给家里一两个银元或一斗平价米。当时，教师职位很不稳定，大妈每年都要参与“六腊之战”，四处求人帮忙。假期我在家，晚上八九点钟以后，大妈常要我去给她买二两干酒，一堆有壳的花生，独自消愁。这时大妈总爱对我说：“一个人，要在有时想无时，不要在无时想有时。”这是她从长期生活重压下悟出的道理。
　　我上高琦初中的时候，语文教师杨邦杰帮助我读鲁迅的小说。我似乎突然懂事了，知道体贴和安慰大妈，对几个姐姐也很好。大妈对我这点进步感到满意。上完初中二年级，我考上华西协合高中。我继续从进步书籍和报刊吸取养料，学习写作，参加学生运动，与朋友合办刊物，上街游行反对内战。一个关心我的亲友把这些情况告诉大妈，大妈要我小心。我对大妈讲了一些看法，她似乎觉得有道理，没有干预我的活动。这时，大妈意识到她心爱的儿子已经有独立的意志了，她不愿再把儿子紧紧地“捏在手里”。
　　我因反对美军暴行发动罢考，在一九四七年初被学校暗中开除，去重庆读书。一九四八年夏天，婆婆和十二孃离开成都，去重庆，后去上海。大妈和二姐、四姐在书院东街租了一个小独院——实际只有三间住房和一个天井。经地下党一位同志介绍，一个叫李维则的商人，在我们家租了一间房子，作为他从雅安来成都时居住的地方。大妈感到李维则文质彬彬，有礼貌、关心人，不像一般商人，与他相处很好。一九四九年一月的一个晚上，突然来了几个便衣特务，要抓李维则。大妈和四姐(以后还加上二姐)被“软禁”在住房。大妈要四姐“以买烟招待”为借口，出外找机会通知李维则，叫他不要回来。但特务说“只准进，不准出”，拒不同意。李维则回来时，四姐抢先说了一句“双关话”： “有人在等你!”李维则装着不知道，一下进了大妈住房，丢了封信在地上，又退出去。特务立即逮捕了李维则。李维则也用“双关话”招呼大妈： “帮我照顾一下东西!”第二天，四姐把李维则的信交给地下党同志，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回家。以后才知道，李维则是地下党雅(安)乐(山)工委委员，原名吕英，被叛徒出卖，解放前夕牺牲在重庆渣滓洞。当时，大妈非常不满，多次说： “这样好的人，居然会被抓走!”
　　三
　　一九四九年底成都解放，给大妈的生活带来巨大变化。大妈从几十年切身的体会中，认识到旧社会不合理，应该改变。当她知道我和四姐参加了党的地下组织，高兴地说： “我早猜到了!”新社会是什么，大妈不清楚。但她的五个孩子都参加了工作，先后入党，她相信她的孩子不会去干坏事。现在，不愁吃、不愁穿、生活稳定，再不受有钱人的气，心情也舒畅了。社会风气良好，面目一新。这些情况，清朝没有，民国没有，大妈怎能不满意呢?
　　那时，外婆还健在。一九五二年成渝铁路通车，我和我爱人丁秀涓从重庆回成都探亲。大妈带我们去看望外婆。年过八十的外婆，听说“新娘子”(她没有见过我爱人)要来，请表嫂把屋子打扫干净，隆重接待我们。得知我们坐火车回来，她细声细语地给我们讲：清朝末年，修川汉铁路，强迫摊派“买”铁路的股票，以后铁路没修成，股票变成废纸。“才解放三年，共产党就把成渝铁路修好了。”外婆说了许多称赞共产党的话，最后笑眯眯地说：“共产党啥都好，就是会太多了。”我和我爱人听了，都笑起来。
　　大妈不感到会多，这是因为她耳朵聋了，街道上不找她去开会。大妈的耳朵，是一九四八年一天突然聋的。当时，我在重庆，知道这个消息，想起她为我们受的苦和她一生受的刺激，曾经哭了一场。爹一直关心大妈(他的大嫂)，两次为她买助听器。一次是一九五八年爹去苏联，为大妈买了一个助听器。但体积大，灵敏度不高。一次是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爹“搭公共汽车和无轨电车到上海市第一医药商店买国产助听器一副(准备送给大嫂)”(见《巴金全集》二十五卷454页)。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一日，爹又在日记上写：“大嫂来信，说已收到耳机。”这个助听器体积小，灵敏度高。可惜大妈的耳神经不行，仍听不见。好在大妈爱读书报，每天读报纸，没有事就读小说，包括苏联小说(如高尔基的《母亲》)。要交流思想感情，大妈自己讲话，别人就得写字。从小孩到大人，开始叫大妈为聋婆婆。她也自称为聋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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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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