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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者 》 百年奇迹的人生：周有光百岁口述 》
第36节：二二 文字改革委员会
周有光 Zhou Youguang
李怀宇 Li Huaiyu
二二 文字改革委员会
我是1955年10月离开上海，从此就没有回去了。到北京来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开完会，领导就把我留下来，在新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委员会下面有两个研究室，第一研究室是拼音化研究室，我当主任，招牌上只有第一研究室，因为拼音化之外，还有旁的事情要管。第二研究室是汉字简化研究室，主任是曹伯韩。
我在1920年代初进大学，就对文字工作感兴趣。那时在圣约翰大学，都是用英文，用打字机，太方便了，这给我印象太深刻了。我也学了一点语言课程，后来在外国，特别到英国，我买到许多字母学的书。字母学在中国没有人研究的，我看了觉得很有趣味。那时候我们的银行在美国经常跟英国联络，因为业务的关系，我要到英国去，那时候是业余的爱好，想不到后来会用上。20年代，上海语文左翼运动主要的人物是叶籁士，他办了《语文》杂志，我给他们写文章。后来上海变成拉丁化运动的中心，我参加上海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所以到了1955年10月北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要我来开会。
"反右"时，我改行了，我从前写的书和文章，假如他们要跟我算账，就麻烦了。
我说："我搞语言是业余搞着玩的，是外行。"领导说："这是一件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那时候的确是精力充沛，国家有需要就愿意做。吴玉章是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主任，当时级别很高，主任就是部长级，副主任是胡愈之，真正做事是他。吴玉章年纪太大了。胡愈之了不起，能写文章，见解真正有世界眼光，他同我很谈得来。那时胡愈之是领导人，待人好得不得了，没有什么官架子。常常在晚上9点钟，我要睡觉了，他们来了，一谈谈到12点，像朋友一样，所以工作很愉快。周总理经常请我们到中南海讨论问题，到了吃饭时间就留我们吃饭，的确是政府和人民团结很好。
当时研究拼音方案是一件大事情。"文改会"下面成立一个拼音方案委员会，小委员会有十五个人，实际上开会来一来，平时他们各有各的工作。真正工作是我们研究室做的。后来要起草一个草案，推三个人：叶籁士、陆志韦、周有光。许多资料都是我搞的，因为我是主持这个研究室的。这件事情应当说很复杂，搞了三年才成功。人家跟我开玩笑说："你们几个字母搞了三年。"现在想起来，花了三年工夫很值得，把所有的问题彻底解决，一点不马虎，今天人家提出的任何问题，都是过去研究过的。这个地方就用到字母，没想到我在伦敦买的字母学的书发挥作用了。世界上有那么巧的事情。
拼音方案这个工作不是普通人想象的那么简单，要用到字母学，凑巧我对这一门学问很感兴趣，是业余搞的。当时缺少材料，我在国外有一些研究联络点，请他们想办法买材料寄来。因为语文研究方面的书，我的确也看得不少，不是像读书那种看，是比较轻松的浏览，可是要工作就要认真看。从"文改会"来讲，把我留下来，的确是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因为中国搞语文学、文字学的人多得很，可都是搞传统的语文学，现代的东西就搞得很少，几乎没有人搞字母学。
汉语拼音方案花了三年工夫，现在应该说是成功了，全世界都在用这个方案。这个方案问题多得不得了，世界各国也不了解中国要搞一个方案干什么，很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提出要求，特别是航空发展出现一个地名标准化，需要罗马字地名怎么拼，一个拼法不对，这在航空就不得了，会出大事情。拼音方案首先在航空上帮了忙，要求地名标准化，不仅是我们，许多国家都要有，欧洲也是这样子，欧洲一些国家的地名，单在欧洲就有几个讲法。航空要求一个地名只能一个写法，一个讲法，否则就会出问题。
中国的文字改革起初是少数知识分子参与，后来参与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但是还是在知识分子圈里面。拉丁化运动大概是在1933年，有群众性的运动是从拉丁化开头的。可是我看到外国的东西，一看，中国的水平太差。所以我们的文改运动要跟语言学、文字学挂钩。我运气也很好，一做这件事情，自己就要努力地学。
在语文学界，吕叔湘、王力都是我的朋友。我在北大开汉字改革的课程就是王力介绍的，他当时是北大中文系的系主任。汉字改革课开了半年，很受欢迎。人民大学又请我去，在北京大学大概讲了三次。后来把讲课内容整理成一本书，就是《汉字改革概论》，这本书在国内多次再版，日本翻译成日文，当时推广普通话，推广了多少年，许多人还是不会讲国语。中国人跟中国人在一起没有办法讲话，特别广东人到北京来，要找人翻译。建立国家的共同语言要有一些理论，普通话的第一本理论书是徐世荣写的，从前我们有好多语言学的书，一本也不管用，文字学都是用来看古书的，跟今天的生活完全没有关系，这是很不正常的。中国的传统是研究古代才有学问，研究现代的东西不是学问，这是错误，今天想办法在改。我这本书可以说是"文改运动"跟文字学、语言学挂钩的第一本书。以前有几本小本子，也是没有理论的，苏联的拉丁化运动也缺少理论。这可以说是我到"文改会"做的第一件事情，要提高文字改革的学术水平。同时中国引进了西洋的语言学，可是还没有把语言学用之于生活。
美国的厉害之处，每一件东西跟当时的生活结合起来，这一点跟中国很不一样，中国的许多东西都是为古代服务，不是为现代服务，这是中国的传统。沈从文到学校里去教白话文，学校里的老师是看不起的，说："白话是什么学问？"胡适是从美国回来的，有眼光。这一点一直到今天还是不一样，美国是现代重，古代轻，中国是古代重，现代轻。中国讲文字是讲古代的，没有现代的，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文字改革要变成一门学问。
大学里都有文字学，结果研究的都是古代文字，现代文字没有人研究的，这种现象完全不正常的。我要提倡现代汉字学，这件事情成功了。现代汉字学的课本很多，苏培成的两本书在北京大学很受欢迎。现在至少几个重要大学都有现代汉字学的课程，汉字重要，可是只讲古代，目前的问题没有人研究，这是不正常的。
我对比较文字学也很重视，后来发展成两本书：《比较文字学初探》、《世界文字发展史》。我提倡大学里要有这门课程，中国到今天大学里还缺少这门课程。清华大学有一个小组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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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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