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史 》 盛世之毁——甲午战争110年祭   》 人怨天谴——慈禧太后的难言之隐(1)      许华 Xu Hua

　　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
　　———奕 因反对慈禧太后大兴土木而获得的评语
　　圆明园修葺之举，众论哗然，近亲涕泣谏阻，皆不得允，国事可知！然外面撑持，一日
　　是一日，鸿章无可去可退之义，且思同志相助，或及吾身不致颠蹶耳。
　　———李鸿章给丁日昌的信
　　昆明（湖）习水战，赋绝好题目。借款得所藉手，挥洒较易。
　　———袁保龄
　　甲午战争前的“洋务中兴”，深深留着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的烙印，但是，这些脚印全都留在一个女人的身后，她就是慈禧太后。
　　实际上，不论是曾国藩时代，还是左宗棠时代，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晚清帝国的最高决策者都是慈禧太后，李鸿章时代同样如此。不论同光兴盛，还是甲午战争，以至于戊戌变法直到新政立宪，实际上都只是慈禧戏园子里面的折子戏。
　　由于历史氛围、才智底蕴、性别局限等诸多原因，这个心计机敏、贪婪权利、胸襟有限、酷爱虚荣、才干偏邪的女强人，虽然通过垂帘听政和重用太监等手段牢牢控制住了中央政权，却无力对宫廷政治之外更为广阔、复杂、重要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国防和外交大事，进行应有的了解、参与和管理。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面前，诸多国计民生的紧要事务，时隐时现地在能力、职权和时代要求极不相称的王公大臣之间晃悠、折腾——以至于谁也无力、也无心去把握国家的命运，去矢志不渝地实现真正的民富国强，谁也无法应对正在扑向帝国头上的国难。
　　但慈禧太后看不清这一些，她也不在乎这一切——能从太平军和英法联军的枪炮下挽救大清帝国于危亡，并享受到同光兴盛的荣光，对她本人乃至整个清王朝来说，都已经是够幸运的了。【王朝——或者说是宫廷，是其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国家则只不过是王朝的工具而已。】
　　慈禧整天盘算的是这样一系列大事：紧紧抓住至高无上的宫廷政权，千方百计修建一个足以与大观园媲美的园子，在里面热热闹闹地举行生辰大典——接受朝贺、得到各种各样新奇的贺礼、大摆盛宴和听戏三日，向万国公使、百官兆民展示其英明领导下的“太平盛世”和“海宇升平”。
　　可是，更加至高无上的命运之神，似乎存心要撕破这个在俗世间享受了与其功德极不相称的权利和名誉的皇太后所孜孜追求的虚荣，种种精诚所至到不厌其烦的吉祥祈求，都无法避免精心准备的万寿庆典总与莫名其妙的劫难形影不离，并且祸不单行——%%%扶植、归政、训政、包办婚姻——微妙的帝后关系
　　1861年，慈禧太后通过祺祥政变和对5岁的同治皇帝垂帘听政，夺取到清王朝的宫廷政权。十多年后，同治长大成人，刚刚亲政便暴毙身亡。慈禧太后又一手扶植了其兄醇亲王奕寰之子、4岁的载 为光绪皇帝，再一次制造了长期垂帘听政的机会。
　　这次扶植，遭到过强烈抨击，但最终在同治皇帝的师傅翁同 等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胜利。为使第二次垂帘听政稳固而合法，慈禧太后不仅没有将垂帘听政之权交给光绪的生父生母，反而不许他们入宫居住，甚至光绪皇帝自己也很难被允许回家省亲。此外，慈禧太后还千方百计对光绪皇帝“洗脑”，要求其自称“儿臣”，并称自己为“亲爸爸”。
　　光绪十三年（1886年），光绪皇帝年满16岁，按清朝祖制，已经成年，其政治监护人必须让其“亲政”。当年正月十五，慈禧太后不得不宣布“归政”。迫于慈禧淫威，光绪父子不得不以皇帝尚幼，需要继续接受教育，主动与被慈禧安排的光绪皇帝师傅翁同 、军权实力人物李鸿章等一起，躬请慈禧太后继续“训政”。
　　慈禧太后“训政”以来的第一件大事，便是逼迫光绪皇帝娶比他大三岁的一个慈禧侄女为裕隆皇后。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慈禧又为光绪皇帝安排了隆重的大婚典礼。这次包办婚姻，使光绪皇帝深感压抑，并一生都对皇后没有好感，而“移情别恋”于珍妃——珍妃的性格很像慈禧太后：聪明、多才多艺、喜欢参与朝政。
　　直到次月初三，才举行“亲政”典礼。“亲政”之后，“训政”依旧，“但朝中大事，帝与大臣皆知必须禀白而后行”。
　　【以上这一系列微妙的帝后关系，日后进而导致帝党、后党的出现及其冲突，深刻影响到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及其之后的清王朝命运。】%%%1874年的万寿庆典——日本侵台、沙俄侵伊、十臣抗议、同治驾崩
　　与一般人的想象大不相同，大清帝国的法制相当健全，是一个广泛意义上的法制和法治国家。在包罗万象的“大清律”中，包括严格的《钦定宫中现行则例》之类规范宫廷行为的专门法规。《宫则》具体规范了皇太后、皇后、皇贵妃、太监、宫女等等的生活待遇。关于皇太后每年的开支、头饰、四季服饰、衣着布料、饮食消耗、日用家具、照明蜡烛、烧炭、贡品、生日用品等等，都有具体规定。皇太后每年生活开支的“法定”总额，在30万两左右。按乾隆年间的价值折算，相当于2700万斤白面。
　　慈禧太后常常拿“祖制”约束、惩罚别人，自己却不受其约束。
　　1874年农历十月初十，是慈禧太后的40大寿。同年正月，17岁的同治皇帝亲政，垂帘12年的两宫太后撤帘归政。为满足慈禧太后，刚刚亲政的同治皇帝决心修建圆明园，作为孝敬慈禧太后40岁万寿庆典的大礼。兴高采烈的慈禧太后，还亲自绘制了一些圆明园修建图样。
　　在此之前，1873年，继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20多年内战平息不久，左宗棠在西北荒漠鏖战，平定了陕甘回民起义，准备深入新疆收复阿古柏侵占地区。1874年5月，日本在美国等的怂恿和支持下，出兵侵占台湾。当年7月，沙俄出兵侵占伊犁。连年内战的中国，面临东西两面同时爆发国际大战的危险。当左宗棠、李鸿章等在为国家财政极度空虚的情况下是否应耗费巨资夺回伊犁而激烈争辩的时候，8月份，同治皇帝宣布圆明园修建工程开工。
　　恭亲王奕 、 亲王、醇亲王、御前大臣博彦呐谟诂、景寿、贝勒奕匡、军机大臣文祥、宝均、沈桂芬、李鸿藻等十重臣，深知此时国家财政空虚而百废待兴，对大兴园子很不以为然，便联名上书反对，提出停园工、戒微行、远宦寺、绝小人、警宴朝、开言路、惩夷患、去玩好等八大谏议。
　　此举被定性为“恭亲王无人臣礼，当重处”，革去一切差使，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交宗人府严议。几乎与此同时，由于接到台湾军务急报，对十大臣的处治被迫暂缓执行。
　　第二天（9月10日），同治皇帝将奕 的处分定为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并打算以“朋比为奸，图谋不轨”的罪名革去十大臣职务。
　　李鸿章在给丁日昌的信中说道：“圆明园修葺之举，众论哗然，近亲涕泣谏阻，皆不得允，国事可知！然外面撑持，一日是一日，鸿章无可去可退之义，且思同志相助，或及吾身不致颠蹶耳。”【这就是一代中兴名臣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前20年的一场大是大非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慈禧太后和李鸿章的这种权力和性格组合，最终酿成了甲午惨败。】
　　在给恭亲王定罪的当天，日本大久保利通到北京，与总理衙门谈判台湾战事。迫于谈判需要，11日，慈禧太后联络慈安太后出面调停：“十年以来，无恭邸何以有今日？皇上少未更事，昨谕着已撤销”，赏还奕 爵位。
　　经过50天的谈判，清方赶在慈禧太后生日庆典之前与日方签订了《北京专条》。其中称日军侵台行为是出自“保民义举”，并支付日方各种费用50万两。
　　李鸿章在给其兄李瀚章的信中评价说：“甘允日本‘保民义举’，不指以为不是，尤要出五十万，犹以为了结便宜，庸懦之甚，足见中国无人，能勿浩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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