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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传记 》 歷史上太監禍國殃民的巔峰時代：明朝宦官 》
二、明朝宦官與經濟(20)
王春瑜 Wang Chunyu
杜婉言 Du Wanyan
宦官肆無忌憚的貪污勒索，嚴重助長了封建社會無法根除的積弊——幾乎無官不貪的歪風。“以廉者為拙，以貪者為能”，“有事非納賄不免於禍”，“民間細事無不以賄”，造成“貪鄙成風，廉節日喪”［137］。崇禎元年(1628)七月，戶科給事中韓一良在上疏中揭露：“今世何處非用錢之地，何官非愛錢之人……嚮以錢進，今安得不以錢償?”“上司督取既多，……至考選朝覲，動費四五千金……而欲守令之不愛錢乎?”這真是一語中的，連崇禎皇帝朱由檢亦以其能切中時弊，命韓一良於廷臣中朗誦奏本，給予嘉奬，並越級提升他為右僉都御史［138］。但是，韓一良仍未敢把矛頭指到宦官身上，宦官的藉機貪污依然如故。如崇禎五年(1632）鼕季以後，每有警報，便令百官進馬，並及鞍轡，於御馬監交納。這“進馬原以急功，乃適為內射利之端”，御馬監內官乘收馬之機，在收馬處門外係馬數匹，讓進馬的人帶上銀子，在這裏納銀買馬，同時收馬交納。賣馬、收馬歸於一人、一時、一處，這些銀子顯而易見都到了宦官的腰包，也就難怪在他處買來的、多好的駿馬也不被收納了［139］。崇禎十四年(1641)四月，前內閣臣周延儒的門生張溥，收集了二十萬兩銀子賄賂宦官，於是，就在當月，周延儒復被召入閣。類似事例不勝枚舉，均足以說明宦官的貪污是積重難返，不管是韓一良還是朱由檢，都無法煞住這股歪風。
宦官還把貪污勒索的黑手遠遠地伸到外邦。正統時，王振和鎮守大同太監郭敬均多次接受過瓦剌使臣賄賂的良馬，並偷偷地把打造好的鋼鐵箭頭裝到甕裏送給他。正德時，劉瑾接受了日本使臣宋素卿賄賂給他的千兩黃金，遂矯旨賜宋素卿以飛魚服。而飛魚服，據《明史·輿服志》載，在天順、弘治時是官民都不準穿着的，即使公、侯、伯等違例奏請，亦要“治以重罪”。正德十三年(1518)，明令規定二品大臣的服色纔得飛魚，可見劉瑾對日本使臣是從受賄到濫賜。嘉靖二年(1523)，日本使者宋素卿、宗設各自代表不同的領主分道入貢，互爭真偽。寧波市舶太監賴恩接受了宋素卿的賄賂，凡事偏襢宋素卿，宗設大怒，以武力大掠寧波，殺死武官多人，導致了中日正常外貿關係一度長期中斷。萬歷時，高在福建，以價值數十萬的違禁品私販給倭寇，牟取暴利。又以許澎湖互市為誘餌，“勾引紅夷，詐帛麻即錢三萬”，後由於互市不成“(‘紅夷’)殺戮商漁，窺內地”，在呂宋殺明移民兩萬人，自此以後，“紅夷無歲不窺澎湖”。日本則聲明要襲擊雞籠淡水，弄得邊海地區騷動［140］。
對朝鮮的索賄，更是變本加厲。如萬歷三十八年(1610)，册封世子詔使太監冉登在朝鮮“需索百端，至使造橋京城南大門，以迎詔敕，謂之天橋，以為捧銀停止之計”。冉登的爪牙更公開告訴朝鮮的官員，送禮給冉登“不用許多雜物，衹用銀子折計，開單以示”即可［141］。天啓五年(1625)，封王詔使太監王敏政、鬍良輔尚未入境，朝鮮已“聞二太監通賄數萬於魏忠賢”而來，“其意專在銀、參”。因此“舉國失色”，“參價踴貴”，而籌措接待他們的費用竟成了朝鮮政府的大難題。他們“令諸道每四結收布一匹上納”，並以償還米、參為條件，嚮毛文竜藉銀數萬作準備。果然，王敏政、鬍良輔到開城府，即以開讀禮為名，徵索不已，贈銀一萬二千兩，猶有不滿之意。朝鮮負責接待的儐使衹得答應到京城後再添給。後來又送了他們大量人參、銀子。當走到要渡河的地方時，王敏政、鬍良輔又以無橋為藉口，勒索銀兩，稱為“無橋價”［142］。崇禎七年(1634)，封世子敕使盧維寧到朝鮮肅川時，將接待他的大廳裏的一切鋪陳器皿，全部搬上了自己的船。沿途又拒收禮物，一切均要折成銀子送給他。到了碧蹄館，又以送給他的銀子和人參的數量，比以前送給王敏政、鬍良輔的少，大為怒惱，故意停留兩天，不肯上路。直到朝鮮京畿監司李聖求與遠接使和他們商議，除開讀禮時送銀一萬兩，人參三百斤以外，另又再加給銀二千兩、人參二十斤，纔肯前往京城。與此同時，盧維寧又將自己帶往朝鮮的物品強令朝人高價收買，如“一等頭目之物貨，折銀八萬五千一百餘兩，而緞綃衹五十—匹，餘皆雜物。燔造石佛稱以玉仙，折銀二百兩。僧人念珠，折銀五十兩。石珠名以琥珀，折銀五兩。”其中許多東西都是“雖取一兩，猶為自給”的。不僅如此，在與朝人貿易時，又“以小易大，以賤換貴，徵索無厭”，緻“市民皆將潰散”。這些強製的不等價交易激起了朝民的憤怒，當盧維寧赴宴後歸賓館時，朝“父老等列立路左，一時痛哭，以示其悶迫之狀”。結果，朝鮮仁祖不敢開罪盧維寧，竟下命“囚治首倡者，拿推平市官”，以息盧維寧之惱。後來盧維寧雖因此被參，皇帝仍“念遠涉勞，姑免究”［143］。這些都使得中外關係中的矛盾被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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