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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传记 》 历史上太监祸国殃民的巅峰时代：明朝宦官 》
二、明朝宦官与经济(20)
王春瑜 Wang Chunyu
杜婉言 Du Wanyan
宦官肆无忌惮的贪污勒索，严重助长了封建社会无法根除的积弊——几乎无官不贪的歪风。“以廉者为拙，以贪者为能”，“有事非纳贿不免于祸”，“民间细事无不以贿”，造成“贪鄙成风，廉节日丧”［137］。崇祯元年(1628)七月，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在上疏中揭露：“今世何处非用钱之地，何官非爱钱之人……向以钱进，今安得不以钱偿?”“上司督取既多，……至考选朝觐，动费四五千金……而欲守令之不爱钱乎?”这真是一语中的，连崇祯皇帝朱由检亦以其能切中时弊，命韩一良于廷臣中朗诵奏本，给予嘉奖，并越级提升他为右佥都御史［138］。但是，韩一良仍未敢把矛头指到宦官身上，宦官的借机贪污依然如故。如崇祯五年(1632）冬季以后，每有警报，便令百官进马，并及鞍辔，于御马监交纳。这“进马原以急功，乃适为内射利之端”，御马监内官乘收马之机，在收马处门外系马数匹，让进马的人带上银子，在这里纳银买马，同时收马交纳。卖马、收马归于一人、一时、一处，这些银子显而易见都到了宦官的腰包，也就难怪在他处买来的、多好的骏马也不被收纳了［139］。崇祯十四年(1641)四月，前内阁臣周延儒的门生张溥，收集了二十万两银子贿赂宦官，于是，就在当月，周延儒复被召入阁。类似事例不胜枚举，均足以说明宦官的贪污是积重难返，不管是韩一良还是朱由检，都无法煞住这股歪风。
宦官还把贪污勒索的黑手远远地伸到外邦。正统时，王振和镇守大同太监郭敬均多次接受过瓦剌使臣贿赂的良马，并偷偷地把打造好的钢铁箭头装到瓮里送给他。正德时，刘瑾接受了日本使臣宋素卿贿赂给他的千两黄金，遂矫旨赐宋素卿以飞鱼服。而飞鱼服，据《明史·舆服志》载，在天顺、弘治时是官民都不准穿着的，即使公、侯、伯等违例奏请，亦要“治以重罪”。正德十三年(1518)，明令规定二品大臣的服色才得飞鱼，可见刘瑾对日本使臣是从受贿到滥赐。嘉靖二年(1523)，日本使者宋素卿、宗设各自代表不同的领主分道入贡，互争真伪。宁波市舶太监赖恩接受了宋素卿的贿赂，凡事偏袒宋素卿，宗设大怒，以武力大掠宁波，杀死武官多人，导致了中日正常外贸关系一度长期中断。万历时，高在福建，以价值数十万的违禁品私贩给倭寇，牟取暴利。又以许澎湖互市为诱饵，“勾引红夷，诈帛麻即钱三万”，后由于互市不成“(‘红夷’)杀戮商渔，窥内地”，在吕宋杀明移民两万人，自此以后，“红夷无岁不窥澎湖”。日本则声明要袭击鸡笼淡水，弄得边海地区骚动［140］。
对朝鲜的索贿，更是变本加厉。如万历三十八年(1610)，册封世子诏使太监冉登在朝鲜“需索百端，至使造桥京城南大门，以迎诏敕，谓之天桥，以为捧银停止之计”。冉登的爪牙更公开告诉朝鲜的官员，送礼给冉登“不用许多杂物，只用银子折计，开单以示”即可［141］。天启五年(1625)，封王诏使太监王敏政、胡良辅尚未入境，朝鲜已“闻二太监通贿数万于魏忠贤”而来，“其意专在银、参”。因此“举国失色”，“参价踊贵”，而筹措接待他们的费用竟成了朝鲜政府的大难题。他们“令诸道每四结收布一匹上纳”，并以偿还米、参为条件，向毛文龙借银数万作准备。果然，王敏政、胡良辅到开城府，即以开读礼为名，征索不已，赠银一万二千两，犹有不满之意。朝鲜负责接待的傧使只得答应到京城后再添给。后来又送了他们大量人参、银子。当走到要渡河的地方时，王敏政、胡良辅又以无桥为借口，勒索银两，称为“无桥价”［142］。崇祯七年(1634)，封世子敕使卢维宁到朝鲜肃川时，将接待他的大厅里的一切铺陈器皿，全部搬上了自己的船。沿途又拒收礼物，一切均要折成银子送给他。到了碧蹄馆，又以送给他的银子和人参的数量，比以前送给王敏政、胡良辅的少，大为怒恼，故意停留两天，不肯上路。直到朝鲜京畿监司李圣求与远接使和他们商议，除开读礼时送银一万两，人参三百斤以外，另又再加给银二千两、人参二十斤，才肯前往京城。与此同时，卢维宁又将自己带往朝鲜的物品强令朝人高价收买，如“一等头目之物货，折银八万五千一百余两，而缎绡只五十—匹，余皆杂物。燔造石佛称以玉仙，折银二百两。僧人念珠，折银五十两。石珠名以琥珀，折银五两。”其中许多东西都是“虽取一两，犹为自给”的。不仅如此，在与朝人贸易时，又“以小易大，以贱换贵，征索无厌”，致“市民皆将溃散”。这些强制的不等价交易激起了朝民的愤怒，当卢维宁赴宴后归宾馆时，朝“父老等列立路左，一时痛哭，以示其闷迫之状”。结果，朝鲜仁祖不敢开罪卢维宁，竟下命“囚治首倡者，拿推平市官”，以息卢维宁之恼。后来卢维宁虽因此被参，皇帝仍“念远涉劳，姑免究”［143］。这些都使得中外关系中的矛盾被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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