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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评传 》 金庸與《明報》 》
第36節：第九章 樹立權威(1)
張圭陽 Zhang Guiyang
第九章 樹立權威
董橋："辦報紙要永遠有危機感，有如履薄冰的感覺。查先生金庸就有這種感覺。"
上一章展示了中國大陸、香港的一個小亂環境；本章所展示的，是一個大亂的局面。《明報》在小亂中取得了小成就，在大亂中開拓了它的疆界。研究這一段時期的《明報》的發展，無疑為報業經營者提供了豐富的辦報經驗，讓辦報者知道，一份小報，怎樣可以因緣際會，在動蕩不安的環境中，也可以謀求發展，建立聲譽。
從1966年發出"五一六通知"，掀起了全國動亂，至1978年12月中共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結束為止，在這十三年期間，中國大陸政局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香港社會也在1967年受到中國政局的波及，發生了"反英抗暴"的騷亂。在舉世關註大陸香港去嚮的時期，《明報》因勢利導，把握時機，闖出香港，在國際間建立了聲譽，同時也辦起了多元化的出版業務，包括月刊、周刊、晚報、出版社。《明報》還跑到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和當地人士辦起了新加坡《新明日報》、馬來西亞《新明日報》，奠下了八十年代以至九十年代的《明報》集團格局。
文化大革命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刊登了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以學術討論為幌子，拉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1966年5月16日製定"五一六通知"，成立以陳伯達為組長，江青為第一副組長，康生為顧問的"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組"，直接領導"文化大革命"。5月底，陳伯達率領工作組接管了《人民日報》，推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8月5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發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號召全國發動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兩年內，全國的政法機關受到衝擊，上至國傢主席，下至工廠書記，紛紛被奪去職權。敵對派係為了奪權還互相武鬥。1968年，毛澤東號召紅衛兵上山下鄉，結束全國的紅衛兵運動。1971年9月13日被欽定為毛澤東接班人的林彪，由於政變陰謀敗露，匆匆乘飛機出走，摔死外蒙古。周恩來總理在毛澤東支持下主持政務，撥亂反正，但是江青與"四人幫"集團又開展"批林批孔運動"，目的在嚮周恩來奪權。1975年周恩來重病，鄧小平復出主持中央工作，整頓經濟，"四人幫"又推出批鄧的"反擊右傾翻案風"。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病逝，同年4月5日清明節，百萬人民到天安門廣場追悼周恩來，被"四人幫"定性為"反革命事件"，鄧小平被撤職。1976年9月9日，毛澤東病逝。同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準拘捕江青等"四人幫"集團。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正式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又確定了鄧小平的領導地位。中國大陸走上開放改革的政治局面。
"文化大革命"十年間，外界渴求知道真相，要瞭解事態發展，分析中國領導人的更替以及解釋許多事態的幕後真正動機，此時，香港的新聞媒介，就扮演了提供最新的局勢發展、分析時局、預測政局及人事之迭換的角色。
"文革"新聞與評論
香港新聞界不分左、中、右，在"文化大革命"十年間，大量報道了有關"文革"的各種動嚮。從領導人的迭更、省市領導人的替換、中國大陸黨政軍各部變動，都有新聞及專文評述。香港各報如當時的大報《星島日報》，每天撥出兩版篇幅，報道中國大陸文革的情況。相對而言，《明報》並不是撥出最多版面報道"文革"的報章。《明報》能在衆多香港報章中漸露頭角，是依賴對"文革"的獨傢新聞，和分析精闢、預見大致準確的社評。加上副刊相關文章的配合，新聞版位靈活調度、佈置得宜，因此引起了讀者的註意。《明報》的銷量，也從1965年年底的八萬份，躍升至1968年的十二萬份。
"文化大革命"在中國大陸萌芽時，《明報》的新聞版位並沒有敏銳地反映出來，但在《明報》副刊周青（本名鄭玉祥）所寫的"北望神州"中，卻感到了中國大陸的異常變動。1965年12月9日，周青在專欄中已討論了"史劇海瑞罷官受清算"的問題，討論起學術與政治兩者之關係。1966年1月8日，《明報》"自由談"也討論起"吳晗會不會被清算"的問題。
《明報》在1966年上半年，對中國大陸的動嚮報道，主要還是依賴歐美、日本及中國臺灣"中央社"的報道，並沒有自己的獨傢報道。例如1966年4月19日，《明報》引述日本《朝日新聞》的報道，以頭版頭條方式，報道了"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鄧拓遭受整肅"的消息。由於依賴外國通訊社及報章，所以當這些新聞機構消息有失誤時，《明報》也隨之被誤導，《明報》社評也受到影響，作出了錯誤的判斷和預測。
1966年6月4日，《明報》及多份香港報章，均報道了北京委第一書記彭真被免職的消息。《明報》以頭版頭條新聞處理，《星島日報》把這段消息放在第二版第二條新聞的位置，從版面上看處理得並不出色。而同一日，《星島日報》的社評卻在談論反越南政府人士自焚的做法。《明報》同一日的社評標題是《彭真罷官？》，內文說："……本報十日社評《彭真出了事麽？》，十二日社評《彭真之頭痛矣》，二十日社評《大老闆是誰？》，都認為彭真地位不穩。二十日社評結論說：'相信不出一個月……就會正面清算這位大老闆了。'果然來得好快。……彭真之上，那就要牽涉到劉少奇了，因為劉彭關係嚮來十分密切……。"
這樣兩相對比，《明報》對彭真遭免職的新聞處理及評論，顯得比《星島日報》出色。翌日，《星島日報》第四版頭條引述"香港觀察傢"的說話，指"劉少奇也會在運動中倒下來"。"香港觀察傢"一詞，指的或許就是《明報》社評的觀察。
進入1966年5月31日，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奪取了《人民日報》的領導權，《人民日報》接連刊登奪權文章。《明報》亦首次明確指出，中國大陸這場運動，並不是一場文化層面上的革命，而是一場政治運動，《明報》並呼籲讀者關註，一起討論。1966年6月8日的"自由談"一欄內，有如下的編者按語：
"彭真罷官了。北京市委會和北京大學黨委會改組了。這絶不是一些報刊所說的那樣，是一場'文化革命'，而是一場政治鬥爭。所以，現在鬥爭剛剛開始，而不是結束了。這場鬥爭，關係到今後……對內對外政策的變化。因此，與整個中國和六億七千萬人民有着密切關係。我們雖然身在海外，但到底仍是炎黃子孫，應該密切註意……這場鬥爭的發展，因此，我們準備就此事發動一次討論。請所有關心國傢民族命運的愛國人士，踴躍撰稿。"
在編者的引導下，"自由談"成了談論國事的園地，吸引了關心國傢前途命運的知識分子的關註。
對於林彪事件，《明報》以"林彪謀反內幕"為標題，以特別醒目的手法，在第一版連續刊登了五天，引起了讀者的關註。其他中文報紙如《星島日報》，也隨後刊登有關林彪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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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湖北人民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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