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是30年代极走红的一种综合性杂志，它以“译述西洋杂志精华，介绍欧美人生社会”相号召，注重趣味性、可读性，栏目五花八门，实为西式的鸳蝴杂志，然而因为沾了“洋”的光，虽通俗却仿佛有些身份，故而倾慕西式生活方式的中上阶层体面人家常以读《西风》为时髦。钱钟书在《围城》中写一洋买办的客厅堆了一大堆《西风》，便涉笔成趣将这种风气调侃了一番。《西风》的编辑兼发行人是黄嘉德和黄嘉音，黄嘉德最早将林语堂《生活的艺术》译成中文，林语堂的文章也一直是《西风》的重头戏，而且林语堂还是它的首席顾问，所以说该杂志是林系出版物的外围亦无不可。
仿佛是要让西方之风的影响及于国人的文字，这家杂志对提倡“西洋杂志文”尤感兴趣。所谓杂志文实质上就是一种适于副刊登载的文字，轻松、随便、家常，是林语堂鼓吹的那流小品文的普及版或大众化，其标本似乎就是美国《读者文摘》上最常见的那种文体。为刺激读者都来做杂志文，各将身边事款款道来，《西风》早就搞过征文活动，题目似乎是“我的家庭、婚姻”之类。创刊三周年之际又登出启事，“现金百元悬赏征文”。这一回的题目是“我的——”：我的奋斗、我的志愿、我的梦、我的朋友……我的衣食住行，乃至我的头发、我的帽子等等，均无不可。张爱玲母亲家中大约也订有这种杂志，而林语堂既然那时正是张爱玲羡慕的人物，她多半也是《西风》的忠实读者。看了启事，她选了梦做文章，于是便有了这篇《天才梦》。
启事是1939年的9月刊出的，截稿期是1940年1月15日，所以此文应该写于1939年的年底。《霸王别姬》是两年以前写的，这两年里，张爱玲一定不时打磨着她的那支笔。这一出手真是金声玉振、不同凡响。这里再见不到“新文艺腔”的痕迹，虽是一样喜好雕琢字句、一样爱用华美的字眼，然而遣词行文已然又是一番手眼，别是一个境界了。因为是征文，因为张爱玲善度人意，我们当然多少应该考虑其中“遵命”的成分（“新文艺腔”或说书体在《西风》多半是要碰壁的），但是《天才梦》亮丽的色调、尖新奇警的设喻、清新脱俗的文风，在在流露出张爱玲过人的禀赋、早熟的聪慧，绝非寻常“杂志文”所能拘囿——那只能出自张爱玲的手笔。
征文规定了那是“夫子自道”式的文章。《天才梦》起首便写道：“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怪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怪”和“才”，恰恰是张迷谈论张爱玲时断断不肯放过的两点。接下来的文字都用来发展这个主题，一半演绎她的“才”：她三岁即会背诵唐诗，七岁写她的第一部小说，她对色彩、音符、字眼的敏感；一半演绎她的“怪”：她不谙女红，她怕见客，她不懂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常识，总之“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这里举出的一些细节我们还将在《童言无忌》、《私语》一类自传性的散文中读到，眼下则是取了断然的排比对照方式，告白、预言的成分大于“私语”。
假如前面的文字才华高些的人都能写得出，那么文末的一段则非张爱玲莫属。她辩称她虽不谙俗务，不会做人，却不是不懂生活。“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啮咬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最后一句结得峭拔突兀，是人所共知的警句。爬满了蚤子的华美的袍这一意象自有一种艳丽颓废的美，用来比喻生命，而又出自一个十八岁的少女之口，令人不由更要对张爱玲的才与怪啧啧称奇。张爱玲的喜好炼字炼句到此也成了正果——她的文字终于捉住了她敏锐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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