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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评传 》 曠世纔女魂歸何處：張愛玲傳 》
少作(5)
餘斌 Yu Bin
《西風》是30年代極走紅的一種綜合性雜志，它以“譯述西洋雜志精華，介紹歐美人生社會”相號召，註重趣味性、可讀性，欄目五花八門，實為西式的鴛蝴雜志，然而因為沾了“洋”的光，雖通俗卻仿佛有些身份，故而傾慕西式生活方式的中上階層體面人傢常以讀《西風》為時髦。錢鐘書在《圍城》中寫一洋買辦的客廳堆了一大堆《西風》，便涉筆成趣將這種風氣調侃了一番。《西風》的編輯兼發行人是黃嘉德和黃嘉音，黃嘉德最早將林語堂《生活的藝術》譯成中文，林語堂的文章也一直是《西風》的重頭戲，而且林語堂還是它的首席顧問，所以說該雜志是林係出版物的外圍亦無不可。
仿佛是要讓西方之風的影響及於國人的文字，這傢雜志對提倡“西洋雜志文”尤感興趣。所謂雜志文實質上就是一種適於副刊登載的文字，輕鬆、隨便、傢常，是林語堂鼓吹的那流小品文的普及版或大衆化，其標本似乎就是美國《讀者文摘》上最常見的那種文體。為刺激讀者都來做雜志文，各將身邊事款款道來，《西風》早就搞過徵文活動，題目似乎是“我的家庭、婚姻”之類。創刊三周年之際又登出啓事，“現金百元懸賞徵文”。這一回的題目是“我的——”：我的奮鬥、我的志願、我的夢、我的朋友……我的衣食住行，乃至我的頭髮、我的帽子等等，均無不可。張愛玲母親傢中大約也訂有這種雜志，而林語堂既然那時正是張愛玲羨慕的人物，她多半也是《西風》的忠實讀者。看了啓事，她選了夢做文章，於是便有了這篇《天才夢》。
啓事是1939年的9月刊出的，截稿期是1940年1月15日，所以此文應該寫於1939年的年底。《霸王別姬》是兩年以前寫的，這兩年裏，張愛玲一定不時打磨着她的那支筆。這一出手真是金聲玉振、不同凡響。這裏再見不到“新文藝腔”的痕跡，雖是一樣喜好雕琢字句、一樣愛用華美的字眼，然而遣詞行文已然又是一番手眼，別是一個境界了。因為是徵文，因為張愛玲善度人意，我們當然多少應該考慮其中“遵命”的成分（“新文藝腔”或說書體在《西風》多半是要碰壁的），但是《天才夢》亮麗的色調、尖新奇警的設喻、清新脫俗的文風，在在流露出張愛玲過人的稟賦、早熟的聰慧，絶非尋常“雜志文”所能拘囿——那衹能出自張愛玲的手筆。
徵文規定了那是“夫子自道”式的文章。《天才夢》起首便寫道：“我是一個古怪的女孩，從小被目為天才，除了發展我的天才外別無生存的目標。然而，當童年的狂想逐漸褪色的時候，我發現我除了天才的夢之外一無所有——所有的衹是天才的怪僻缺點。世人原諒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們不會原諒我。”——“怪”和“纔”，恰恰是張迷談論張愛玲時斷斷不肯放過的兩點。接下來的文字都用來發展這個主題，一半演繹她的“纔”：她三歲即會背誦唐詩，七歲寫她的第一部小說，她對色彩、音符、字眼的敏感；一半演繹她的“怪”：她不諳女紅，她怕見客，她不懂日常生活中的種種常識，總之“在現實的社會裏，我等於一個廢物”。這裏舉出的一些細節我們還將在《童言無忌》、《私語》一類自傳性的散文中讀到，眼下則是取了斷然的排比對照方式，告白、預言的成分大於“私語”。
假如前面的文字才華高些的人都能寫得出，那麽文末的一段則非張愛玲莫屬。她辯稱她雖不諳俗務，不會做人，卻不是不懂生活。“我懂得怎麽看‘七月巧雲’，聽蘇格蘭兵吹bagpipe，享受微風中的藤椅，吃????水花生，欣賞雨夜的霓虹燈，從公共汽車上伸出手摘樹巔的緑葉。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可是我一天不能剋服這種嚙咬性的小煩惱，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最後一句結得峭拔突兀，是人所共知的警句。爬滿了蚤子的華美的袍這一意象自有一種豔麗頽廢的美，用來比喻生命，而又出自一個十八歲的少女之口，令人不由更要對張愛玲的纔與怪嘖嘖稱奇。張愛玲的喜好煉字煉句到此也成了正果——她的文字終於捉住了她敏銳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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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南京大學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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