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看看李白自身存在的问题。
对李白来讲，作为一个诗人，一个文学家，其诗歌创作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承认。但是他到长安来，不是让大家承认其文学家的成就，而是要获得政治家身份的认同，要得到政治家的重用，这对李白来说是最重要的。
以李白的雄心壮志与傲然不谐的个性，无论如何也不会安于翰林待诏这个位置，安于侍从文人这样一个角色，这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他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宰辅之臣，要对玄宗发生政治影响，要真正发挥政治作用，从而对唐帝国的政治产生影响。而这，却是他这个翰林待诏或翰林供奉的职位永远无法实现的，这是李白深层的矛盾与痛苦。李白在进入长安之前有矛盾与痛苦，那就是想获得政治机遇，但是不得其门而入，是所谓的怀才不遇；现在的李白也有矛盾与痛苦，那就是貌似获得了空前的政治机遇，但是尘埃落定之后才发现，虽然已经与玄宗有了亲近的接触，但是他所获得的并不是重大的政治机遇，玄宗皇帝只是将他看做一个舞文弄墨的诗文供奉而已。
李白的悲剧命运也正在于此。
如果他就是个一般的文人，没有那么高的政治理想，即便在长安做不成政治家，但是至少可以在翰林院中做个诗文供奉，也足够光宗耀祖了！可偏偏李白不是一个向现实轻易妥协的人，他非但不向现实妥协，也不向自己妥协。对于李白来讲，他毕生的最高追求就是要在政治上获得极大的成功，获得高度的认同，就是要做辅佐君王的宰辅之臣，如果这个目的达不到，即便是见到了皇帝，这依然是失败的人生。也许，对一个纯粹的文人来讲，能够拥有被皇帝亲自接见的殊荣，能够充当侍奉皇帝的御用文人，这已经算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了，但这样的文人也就不值得我们追思千年了。
但李白是什么样的人物？什么样的心胸？什么样的自信？他不是一般的小文人，他不可能轻而易举就向现实妥协，他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诗坛巨匠。在李白的内心世界里，整个大唐就是为他施展鸿图大志预备的，就像孟子所说的：“夫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这种纵横天下当仁不让的王霸气度，是盛唐时代锻造出来的性格，是时代精神的象征与代表，并非一般庸常文人所能望其项背的。
这恰恰是李白的魅力所在。实事求是地讲，李白的确只有诗人之大才，没有政治家之大才，但是这根本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李白就是不肯服输，就是不肯相信天下没有他施展抱负的空间，就是不肯放弃他的自信与原则，所以即便玄宗对他倍加礼遇，他也绝不领情，也绝不愿意苟安现状，做个舒舒服服的御用侍从文人。他要表达他的失望，表达他的不满，要大大表现他的狂放不羁的个性风采，哪怕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这不是政治家的涵养与性格，但这是大文学家、大诗人李白的独特个性。如果李白屈服于自己，妥协于现实，那他就不是那个独步诗坛的李白，也就不是我们心目当中那个狂傲飘逸、洒脱不羁的“诗仙”了。
在政治上的失望情绪与日俱增的同时，另一种情绪就不可遏制地涌现出来。不要忘记，伴随进入长安的，除了那个意气蓬勃、抱负远大、具有政治幻想的李白之外，还有一个目空一切、孤傲自赏、具有极高文学天才的李白，当政治幻想破灭之后，文学的意气就伴随着酒气不可遏制地宣泄出来。于是一个恶性循环开始形成：当李白郁郁不得志，就去借酒浇愁，酒力尤且不足以浇愁，就会付诸诗文大发牢骚，这些牢骚诗文无论被唐玄宗还是那些真正的奸佞小人看到，久而久之都会形成有损李白形象的舆论环境，这些舆论环境又会进一步恶化李白在长安的生存与发展。
在长安，李白留下了不少饮酒、醉酒的记录。在翰林院中，他醉酒：“时公已被酒于翰苑中，仍命高将军扶以登舟，优宠如是。”（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在权贵之门，他醉酒：“白时为贵门邀约，比至半醉，令制《出师诏》，不草而成，许中书舍人。”（魏颢《李翰林集序》）在街市酒肆，他更是“日与饮徒醉于酒肆。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词，亟召白，白已卧于酒肆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余章，帝颇嘉之”（《旧唐书·文苑列传》），“有诏供奉翰林。白犹与饮徒醉于市”（《新唐书·文艺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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