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冰心被东京大学聘为第一位外籍女教授，主讲中国文学，致力于向日本读者介绍中国作家的作品。在国内短暂停留后，冰心又回到了日本，并带走了留在北平的两个孩子。冰心回日本不久，趁吴文藻有暇，便与他在日本国内作了一段时间的旅行，在轻井泽，冰心应赵清阁之邀，写有《无题》，因心绪不定，文中渗透着虚空与无可奈何的伤感。国内战争日益严重，国民党的统治大势已去，作为代表国民政府的中国代表团，在东京的处境非常尴尬。吴文藻几次向朱世明辞职未果，便将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同时，与冰心着手回国事宜。冰心因《寄小读者》、《关于女人》等相继译成日文在日本刊载，她在日本文学界的影响越来越大，经常被邀请到各个大学演讲。1949年她还被东京大学聘为第一位外籍女教授，主讲中国文学，致力于向日本读者介绍中国作家的作品。
当冰心和吴文藻对未来充满迷茫和困惑时，地下共产党员谢南光走进了他们的生活。他此时是吴文藻的助手，代表团政治组的副组长。谢南光为人正直，一身正气，得知吴文藻夫妻憎恶黑暗，向往光明，便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介绍给他们阅读。毛泽东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的理想和“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主张，契合了吴文藻的学术追求和冰心的切身感受，使他们心中为之一亮。通过谢南光，他们与国内的联系更加密切。
1949年，冰心夫妇在日本寓所前的留影。可他们时任横滨领事的一位林姓朋友，却因同情共产主义而被国民政府召回台湾后枪毙了。受此触动，吴文藻向代表团团长提出辞职，可离职后仍不能回国，因为他们持有的是台湾政府的护照。此时，居留在日本的华人只有记者和商人。于是，他们通过朱世明将军和新加坡巨商胡文虎之子胡好的关系，取得了《星槟日报》记者的身份，在东京滞留了一年。美国耶鲁大学来函聘请吴文藻到该校任教，他就把赴美的申请书寄到台湾，不到一个星期便被批准了。1951年秋，冰心和吴文藻从日本横滨乘上一艘印度的轮船，不是向东，而是向西到了香港。在原燕大国文系主任马鉴和中共驻港机构的周密安排下，他们经深圳、广州和天津回到了朝思暮想的北京。周总理将他们安排在崇文门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居住。冰心和吴文藻刚回到新中国的首都，为一切新的景象而兴奋。回国后，吴文藻一直在学习他昔日以社会学的方法做社区研究所忽略的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内容，为接受新的工作做准备。1952年初夏，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他们夫妻俩。周总理的这次召见，除了询问他们的生活情况外，主要是征求他们对工作安排的意见。冰心在1976年写的《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周总理》一文中，深情地回忆了这次和总理一起相处的美好时光。1953年10月，吴文藻被正式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建国后，为建设的需要，人民政府对高等院系进行了调整，清华大学的社会学系和燕京大学的民族系合并，组建成立了中央民族学院，燕京大学被撤销，原校址并入北大。
对西方教育体制极为熟悉的吴文藻，面对全盘接受苏联的教育体制，全国各高校一律由政治学取代社会学，不免感到失落和伤感。新的形势和新景象，以及亲朋好友的频频光顾，使吴文藻又从这种低落的心绪中振作起来，致力于研究国内少数民族情况。冰心的学习要来得快些，她开始接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反思和批判自己以前创作中的“爱的哲学”思想，未免狭隘脱离了社会斗争的创作，导致了作品的空泛乃至于无法继续写下去。吴文藻到中央民族学院后，任国内少数民族情况研究室主任和历史系民族志研究室主任。他的高足费孝通任学院的副院长。冰心则被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他们从条件优越的崇文门胡同搬到民族学院和平楼208室，从独门独户的四合院搬到普通的教工宿舍，没有暖气设备和供热系统，他们虽感不便，但考虑到国家初建，百废待兴，也就释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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