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我这将近五十年的经历，你刚才说到的所谓"一以贯之"，与其说是政治性的，不如说是社会性的更为准确。对于这样一个我的关注性质，我本人也是这么认为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在我身上存在着伦理性的强韧，因此才一以贯之--比如说，就像中野重治那样的。如果从五十年那个时间点进一步溯流而上，关于始自于少年、青年时代的战后民主主义，关于安保斗争时期的态度，对于如何思考这一切，在最初阶段，我几乎是一无所知，完全是一个晚熟之人。我只是有一种感觉，自己决定向那个方向而去。之所以如此决定，这其中有孩童时代阅读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影响。但是，当我考虑如此这般地往那个方向而去之后，从此就再也没有改变过自己的方向。作为晚熟的外行之人，围绕本身所从事的工作阅读相关书籍。而且，这种学习是自己独立进行的。我绝不归属于任何党派，就用这个方法独自走了过来，并在这个过程中如此深化了自己的工作。
我虽然参加了围绕一九六〇年的修订日美安保条约而开展的反对运动，却并不清楚这究竟具有什么意义；还有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之事；日本至今仍有美军基地之事；甚至在冲绳继续存在着美军最大的基地之事；在现实中，日本人持有社会安定感，经济也保持着发展的势头，可这个状况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这些问题，我一直在学习着。较之于一同工作的那些人，我确实是落后了，在反对安保条约斗争处于最高潮的那个阶段，我还有许多问题一点儿也不明白。不过，自己决定只是凭着感觉向那个方向前进的这场运动是否正确呢？我一直在确认着这个问题。与此相重叠，出生于一九六三年的我那长子光，患有先天性脑疾。作为其年轻的父亲，不久后我去了广岛，在那里得以邂逅极为出色的人，他就是原子弹辐射病医院的院长重藤文夫①先生。这位先生非常宽容地接待了我，回答了我提出的任何问题，还为我介绍了遭受原子弹伤害的诸多患者。我从中得到了教育，知道存在着身处正方，或者说确实非常正直--我使用的是正统这个词汇--且态度明确的人。我由此产生了一个想法，想要向这种人学习，想要站在这种人一方，便写出了《广岛札记》。"这个人经历了原子弹爆炸的巨大考验，在这里从事着他的工作，自己不可忘却他的这种美丽。"这样一种心情，作为最最根本的东西被镌刻在了我的心里。
下面要说的是一件偶然发生的事。前些日子，由于我和伙伴们共同创建的"九条会"②事务，我去了埼玉市，见到了组织集会的那些人员，其中有一人让我随即产生了"啊，此人是特别之人"的感觉，只看了一眼他的脸型和态度，就觉得仿佛一股电流传了过来。十多年前曾与他见过一次或两次面，可他的脸型却早已经忘了，这其中也有彼此都上了年岁的缘故。尽管如此，还是把他给认了出来，随即意识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与之交谈过后，重新确认了此人便是肥田舜太郎①。原子弹爆炸那会儿，他作为军医救治那些负了伤的士兵，其后就一直在原子弹爆炸和医疗的接点处持续着他的努力。这个人此时就站立在那里，他的存在本身与四十多年前邂逅相识的重藤先生重合在了一起。是的，我们身边就有这种类型的人。早在将近三十岁时，我就经历过这种邂逅。而且，在我遭遇人生里不曾有过的巨大困难--自己的儿子带着先天性脑部重疾出生到这个世界时，我去了广岛，受到那样一些人极为宽容的接待。我觉得，这是自己人生中的最大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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