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嫂道：“这位娘子，说起来你老人家也知道，就是南门外贩布杨家的正头娘子。手里有一分好钱。南京拔步床也有两张。四季衣服，插不下手去，也有四五只箱子。金镯银钏不消说，手里现银子也有上千两，好三梭布也有三二百筒。”
——《金瓶梅》第七回
妇人便往房中开箱子，搬出六十锭大元宝，共计三千两，教西门庆收去寻人情，上下使用。西门庆道：“只一半足矣，何消用得许多！”妇人道：“多的大官人收了去。奴床后还有四箱柜蟒衣玉带，帽顶绦环，都是值钱珍宝之物，亦发大官人替我收去，放在大官人那里，奴用时来取。”
——《金瓶梅》第十四回
西门庆能够迅速发家，不单单是他有经商头脑，而是发了几笔横财。先有孟玉楼的价值不菲的妆奁，后有李瓶儿“奉送”的嫁妆。一时之间，西门庆的腰包钵满盆盈。西门庆之所以要娶她俩，也是因为看中了两个人的钱财。这种敛财之气，充斥明朝政府后半期，尤其是万历年间。
皇帝是天下臣民的主人，他们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是，在中国历史上的皇帝队伍中，却有形形色色的人，有的爱美女，有的爱书法，有的爱游山玩水，有的爱钱财。明朝时期的神宗皇帝朱翊钧，就是万历皇帝，他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爱财的皇帝。按理说，整个天下都是他的，他怎么这么见不得“大世面”。可是，不管别人怎么说，万历皇帝就是想把钱财实实在在地握在手里。为了敛财，他可是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巧立名目。
比如，他找出各种借口命令政府部门向他进贡钱财。他的一个妃子生了一个女儿，户部和光禄寺就必须向他献上白银十万两以示祝贺；公主出嫁，则要讨取数十万两做嫁妆。要是赶上皇子娶妻索要就更多。同时，他还要官员们向他“进奉”，并且还以进奉的多少作为官员对自己忠心的标准。如果，官员触犯了他，那他就更高兴了，因为这样他可以任意“敲竹杠”，经常运用的一招就是“罚俸”。当然，那部分钱自然归了万历皇帝。要是罪刑再大一些，那就更好办了，直接“抄家”。
本来，历朝历代对于“抄家”已是屡见不鲜。不过，每个朝代对于“抄家”时所得的财物，奉行的是一切都要“充公”。恰恰是万历皇帝不想这样做，他把“抄家”所得的财物，全部都收在自己腰包里。比如，他用这种方法首先抄了张居正的家，这个跟他忠心耿耿的首辅，死了之后还受到如此“待遇”，如果他地下有知，岂不痛心？抄了张居正的家后，紧接着把内监总管冯保的家也“一勺烩了”。万历皇帝从中得到了不少甜头。甚至，事后他对左右人说，用这种方法捞钱，简直比直接从国库往外拿钱还要容易。
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和工场手工业更加发展。在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商人、作坊主、手工匠以及其他城市平民，开始形成为一支新的社会力量，给当时的社会矛盾和斗争带来了新的影响。
可是工商业的发展，却更加刺激了封建统治者的贪欲。贪财成癖的明神宗，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起，派宦官到各地采矿和征税，滥肆搜刮，造成了“采榷之祸”。万历皇帝敛财成癖，自以为是，为了节省开支，政府部门不再新加官吏，有的官员老了、病了、死了，他的那个位置就一直空缺，曾经有段时间，朝中六部作为国家最高决策机构，竟然只有三个尚书主事。更为荒唐的是，他弃官员不用，而用太监充当“矿监”和“税使”。而这些人到了地方后，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成为他敛财的工具。
“矿监”就以国家的名义去勘测、采矿。但是，他们每到一处却不去勘测，而是不管有矿无矿，只顾搜刮金银。有时见良田美宅，随便用手一指，就愣说地下有矿，如果主人不“花钱消灾”，这些矿监借此强行霸占，弄的人家破人亡。
税使更是厉害，他们沿交通要道遍设税卡，连小民手中“只鸡束菜”也得上税；而且税额苛重，商人往往被迫把货物抵作税款。依靠敲骨吸髓的掠夺，仅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一年，由宦官运至北京献给神宗的就有白银九十余万两、黄金一千五百七十五两，还有大量的珠宝，至于落入矿监、税使腰包有多少就没法算了——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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