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代 帝国兴亡隐秘史:谁杀死了秦帝国   》 第五章 嬴政暴毙,赵高得势(12)      潇水 Xiao Shui

  司马迁越来越着急,越来越牢骚,于是借古讽今,责怪秦之重臣(王翦、蒙恬)不能“强谏”,以讽当朝重臣。
  后来,看看还是没有效果,他就自己上了。
  但是,他没有机会越职言事啊(他是“太史令”,只能讲讲古代的事)。正好,赶上汉武帝就李陵事件问他看法。司马迁可逮着机会了,可以讲当代的事了,于是哗啦哗啦说了好大一段,夹杂着压抑已久的不满,终于给自己博了一个“诬罔”(就是乱说)的罪名,交给司法部门处理。出来之后的司马迁,变得半阴不阳,丢了半条命,这才算踏实了。
  可见,进谏是多么的难埃即便遇上汉武帝这样的“圣主”,不小心触错了他哪一根“圣筋”,进谏者一样也被投豺喂虎了。
  这里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历史往往不是一面客观的镜子,写历史的人带着自己的情绪去观察和记录历史。他自家的表情,往往投射到历史的现实中并且改变历史的容貌。
  司马迁为了表达对当朝皇帝汉武帝大兴事功的不满,于是在给蒙恬作传的时候,只字不提长城的客观价值,而是全力进行贬斥,大力挖苦老秦修长城是“固轻民力也”。
  也就是说,他对当朝皇帝不满,但不敢说一个字,只好朝古人(秦始皇)放箭。
  接着,他又朝蒙恬放去一箭,挖苦他“不以此时强谏”。
  司马迁忧国忧民的心思可以理解,但对蒙恬的点评则多少有点意气用事,求全责备。
  但无论如何,朝古人身上射箭,以讽当代之政事,是汉朝人常用的办法。
  董仲舒在《汉书·食货志》中曾发言说:秦朝的劳役,是“三十倍于古”,田租“二十倍于古”,我在前文中曾引用了他的这组数据,读罢感觉老秦对人民的骚扰侵夺,令人不寒而栗,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但是,董仲舒的这组数据,以及他得出该数据的算法和依据,其实大有问题。
  按《汉书·食货志》原文:“当时汉武帝与外边的四夷过招,代价极大,内部又大兴功业,役费并兴,而去民本(意思是老百姓跟着他瞎忙,种地的根本事业反都顾不上了)。”于是,董仲舒上书劝告汉武帝——并在上书中,董仲舒说出了秦的那组可怕的数字。
  有学者论,这组数字,其实并不是秦的数字,而刚好正是汉武帝时代的数字。秦固然劳役、田租也高,但还没有达到这个天文数字水平(秦的劳役,据学者论,最多是古代的九倍,而达不到三十倍)。
  董仲舒之所以强称其为秦制度,是其规谏汉武帝的一种手段。让汉武帝知道,秦按照这种制度去搞,终于把自己国家搞亡了。你快改悔改悔吧!
  于是,在中国后代大臣的口中和笔下,秦王朝和秦始皇,都成为罪恶的靶子,一有机会,随手就是一箭——“老秦曾经这么做啊,你快快改悔吧,不然你就是秦始皇那样的暴君了,要像他那样速亡了1
  为了起到教育当代君王作用和说理有力的效果,秦始皇必须被打扮成暴君,后人犯的错误,也往往安到他们头上。于是他和商纣王一样,也成了文章的大明星,大反派
  举个例子吧,《汉书·西域传》,这是正史了吧,其中说:“(汉武帝)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三辅黄图》引《庙记》说:“长乐宫中有酒池,池上有肉炙树。汉武帝行舟于池中,天子于上观牛饮者三千人。”明明是汉朝人自己的丑事,臣子们不敢说,却转安到一千年前的纣王身上去。
  看来,纣王在沙丘的宫殿也许是有的,酒池肉林却多半是汉朝人投射给他的,是假的。
  鄙人在这里口罗唆了这么多,想说明的就是一句话:由于后人在讲坏事的时候,喜欢稽拿前人中的坏角色来说例子,所以,历史上的“坏人物”会被越说越坏。秦始皇和秦王朝,被后代史书和后人说得很负面,很坏,但你要打了折扣去看、去听、去信。
  秦二世采用不光彩的手段刚刚继位的时候,如果他能够像汉武帝的接班人那样做些缓和社会矛盾的事情,天下的形势尚是可以收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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