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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评传 》 紅樓無限情－周汝昌自傳 》
倡導校印新本《 紅樓夢 》紀實
周汝昌 Zhou Ruchang
從1947年始，因偶然的機緣，我忽然進入了研《紅》考芹的學術圈裏，直到今天，整 整五十 年。中間經歷，很是豐富奇特。友人說，這段歷史，形式上似乎衹為對於一書一姓的研索追 尋，實際上卻與時代社會、學術風尚、文化潮流等等方面，都有其關聯與意義，因而督促我 就所憶及的做些記敘。不然日後即無人知曉，不但留下史實空白，還會衍生訛傳謬說，真假 難分，何以存其信實?我覺得此言有理，遂擇其重要的關目，粗敘一二於此，以供考鑒。
事情由我重返燕京大學西語係(抗戰勝利後復學)說起，傢兄祜昌一次信函中囑我查尋20年代 初鬍適遍求未獲的《懋齋詩鈔》。誰想我到校圖書館一索而得。此書內有六首寫到曹雪 芹的重要詩篇，名貴之至。我據此寫一短文，置之案頭，未思發表。後為北京圖書館善本室 專傢趙萬裏見之，立即編發在報端了。鬍適讀了，寫信給我，表示高興，兼有討論。此信札 也被趙先生編發了，於是引起學界矚目。
鬍適對我拙文論點衹同意一半，我當時少年氣盛，遂又撰文與之商榷……由此一發而“不可 收拾”——我本無意研究紅學，但為爭辯真理，就難以中止了。
鬍先生慷慨惠藉珍貴秘籍給我(一名在校青衫學子，素昧平生、一無所知之陌生青年也)，我 至今感謝他對我的信任及鼓勵；但二人意見不合，逐步由商討而變為爭論：我以為他倡導印 行的“程乙本”是最壞的本子，不應再讓它流行於世，再就是看他考證雪芹時代背景、傢世 生平，失之太簡單、太膚淺，沒有觸着歷史的真際與內核。
這樣，激發了我與祜昌的一種真心癡意，定要把這兩方面大主題弄個水落石出，為雪芹雪冤 洗謗。此一癡意真心，不但始終不改不懈，而且剋服了百般困苦艱難、麯折誣陷……堅持到 今——這就是五十年的第一條“旨義”。
在版本問題上，我與傢兄力做全面大匯校，中經抄傢毀稿，撥亂反正後毅然重新從頭開始… …其難萬狀。
在考訂歷史背景問題上，下功夫遠不如大匯校了，但居然也印成了一部《紅樓夢新證》。從 1953年秋問世起，這方面的工作也仍在與時俱進——這且按下慢表，如今先記記為版本而力 爭，幾乎觸及了政治風險的一段往事前塵——
如上所述，為與鬍適爭版本，數十年如一日，曾未改變初衷，所以一有機會，就謀求可能的 辦法，務欲將一個較好的、接近雪芹原筆本面的新定本貢獻給天下後世，不要再讓那種以假 篡真的偽“全璧”繼續蒙蔽讀者，攪亂精神世界。文化層次的高下美醜的重大分差，是不能 混亂的。
1968年，我被關入“牛棚”，1969年中秋日下到湖北鹹寧“五七”幹校。至1970年8月底的 一天，幹校分部一位領導人忽召我“訓話”，說“北京工作需要，要調你回首都，從今日起 停止勞動，收拾準備……”我到總部辦調離手續，發與我的公函上寫的是：周總理辦公室特 電湖北軍區司令部，調周汝昌回北京工作(此件我留了復製本)。此訊轟動了衆人，以為奇跡 或疑心我有辦法“營求”中央的特調雲雲，其實我根本不知緣由。
1970年9月5日，回到了北京。當時“工宣隊”要我寫報告——因為不知如何安插、做何工作 。我的報告不是別的，就是請求給我一些條件，以期完成大匯校寫定真本的浩瀚工程。
這份報告，看來並未上達周總理，中間被人扣壓了。我衹傻等着，也不懂可以設法再由其他 渠道上達總理，竟拖了下去。
這之間，同事戴鴻森已由幹校回京了。一日，他對我說：他原先以為《紅樓夢》不就是《紅 樓夢》(按：指坊間流行本，包括上述“程乙本”等)，還要搞什麽版本?!這時他偶然看了影 印的“庚辰本”(脂批抄本)，拍案大驚，對我說：“原來俗本子這麽壞，與真本這麽不同， 一直被它騙了!”我見他悟了，遂有了“共同語言”，乘機與他商量：我們應出一部好本子 了。
他很同意，且很積極，馬上要與社科院文研所聯繫，要他們校註一個新本。當時社方臨時領 導人也點頭了，我自不便再提我的大匯校的事情。
文研所很高興，很快由鄧紹基等二人持函，到社辦理手續。
但此事垂成之際，忽因社外某位同志得知後激烈反對所邀人，不容實行。當時杜維沫新回社 擔任古典部的主任，他須嚮文研所“打退堂鼓”；那天晚上他到我傢訴說風波內情，表示十 分為難：“約請了人傢，又要變卦食言，這多麽尷尬!”
此事又成泡影。
大約此後不久，一天正值重陽節，忽接張伯駒先生之信函，內敘：有(退休教師)張琦翔者， 訪他時談及《紅樓》，張君遂追憶淪陷期在北大聆一日本教授名兒玉達童者講課，說見過 三 六橋(名三多，蒙古旗人)收藏一部異本，其八十回後情節皆不與現行程、高本相同，並確言 探春遠嫁“和番”，黛玉早亡，寶釵成婚亦早卒，寶玉貧至為巡更者，種種細節，俱所未聞 之珍貴研究綫索雲。
我接信喜甚，因與所見前人筆記所載舊時真本情況不但吻合，且有更多的信息，十分重要， 即賦《風入鬆》詞二首紀此要聞。張先生也疊韻二首。記得此事上海徐恭時先生還撰文敘述 發表過。
後適有當時日本友人鳥居者來華訪問。我求知心切，遂冒昧嚮當時中央上書，建議可請鳥居 氏回國後廣為打探兒玉達童是否還在——所稱異本極可能即已歸入兒玉之手也。我抱此奢望 以為可以發現此本的下落。
沒想到，這次上書居然得到了答復。再後始聞日本人果然做了大調查，兒玉尚在，衹是年紀 太老，已完全失去記憶力，無法追尋了。
我在此事的契機的鼓舞之下，遂又决心二次上書——這次就是正面陳述流行本子之偽劣，建 議從速整校出一部近真的好版本。
這次上書，卻等不着回音了，心中有些失望，覺得如此大事，終難得到重視。
忽一日，收到當時北京市市長吳德同志召見的通知，我即按時而往，在市府的接待室會了面 ，在座的還有袁水拍(原在《人民日報》)。此次即是上書的回音，說中央重視，將有安排。 (談話中，萬裏同志進來了，他們二人說了幾句，見我在，知必是有事會談，他就不坐下而 出去了。)
這時已是1975年。
又是忽一日(凡此，我都有日記可查，但此刻執筆時無法尋檢堆積如山的舊篋；若日後有必 要時，再為補記確切月日)，接到通知，要開校理《紅樓夢》版本的會議。
回憶其時約已入秋季，地點是北京市委第三招待所 此次會議地點，我記憶模 糊了， 因請王思宇同志助憶，他指明是此地，並言當時袁水拍即在此所，他與杜維沫到會之前還曾 去見過他，故判斷是在此處。但即使記憶有失，亦無太大關係。 ，到會後， 見所召與會者人數不少，計有：
袁水拍：主持會議者
李希凡：副主持者
馮其庸：被指定的校勘小組組長
周汝昌吳世昌吳恩裕 ：“顧問”
杜維沫王思宇 ： 人民文學出版社負責將來出版新校本的古典部人 員
孫 遜：研《紅》人員(今任上海師大教授)
(另一位不記其姓名了)
周麗苓：我帶她助我記錄(因我耳、目早已損壞)。
會議內容主要如下——
(一)袁講話，宣佈此會的目的，說“上邊十分重視”，成立校勘小組，馮為組長，周、吳等 三人為顧問。將來由馮組織人力為小組成員。
(二)聽顧問意見。我等三人一致認為，流行“程乙本”很糟，亟應出好本新本。三人也一致 認為，此次徹底排斥“程乙本”，而在古抄本中應推“庚辰本”為校勘底本，因它現存回數 最多，較為完整。
(三)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廢棄舊本，改出新校本，保證質量。
周麗苓為我做了記錄(此記錄保存無恙)。
馮組長當時與我鄰座，曾問我“甲辰本”是何種本子。我答：它接近程本，在諸抄本中是較 晚出的。
我問馮：此會為何未邀文學研究所的人參加?他答，這次來不及，容以後再請他們。
該小組組構伊始，友人劉瑞蓮女士一日來訪(我們是四川大學的舊誼，她彼時已調至人民大 學 ，與馮其庸同為該校中文係講師，馮係藉調至小組的，那時與中國藝術研究院尚無編製關係 )。她對紅學有興趣，人也熱情，就對我說：你們弟兄多年研究版本，目下有此校印佳本的 盛舉，你們怎麽不去參加?
我聆其言，內心感動，就推誠披膽地答說：這事我的處境很特別，也十分為難——我呼籲中 央應創此舉，當然願為貢獻微力；但目下我僅被安排為顧問，沒有讓我們參加實際工作的指 示。所以為難的正是：願貢微力，尚無機會；而若不去貢力，又怕落一個“知識私有”，不 肯把心得經驗拿出來的批評。所以我正不知如何為是，也不知如何“表態”纔好。
劉女士聽了，毫不猶豫地說：“這事好辦——你勿過謙，由我去找老馮，我一力推薦!”她 興衝衝地作辭而去。
隔了不久，她寫來了信函，內言：我去對馮先生說了此事，他答雲，小組成員名單已定，是 由×××批準了的，沒法再更動了，雲雲。
此後的事，我能得而知的就太有限了，衹記得當時校勘成員骨幹有鬍文彬、周雷二位，他們 來問過幾個定字待决的難題。其後，周雷一次專來訴說，他與馮組長為校勘取捨爭論激烈， 且表示要我秉公嚮有關方面反映此一事態。我未敢如彼其冒昧，因第一我並不瞭解爭論細情 實況，第二我已是“局外人”，講話要特別慎重的，不然必會發生誤會或糾紛，背上嫌疑。
後來聽說校勘成員之外，為了作註釋，又特邀來了杭州的蔡義江、安徽的朱彤、黑竜江的張 錦池三位。住於“恭王府”，專職工作。他們之中，後來朱、張兩位來訪過，談到作註中的 個別問題及研考的收穫。
1982年，這部新校本印成即將問世了，我接到通知去開祝賀會。
這真是紅學上一件大事，應當載入史册，因為首次推翻了鬍適的“程乙本” 說“程 乙本”，其實也不真對，衹是個“雜校本”而已。 ，使廣大讀者得見接近雪芹原筆 的較為可信的本子 此新校本亦非盡善，有待改進之處不少，故近年又出了蔡 義江與梁歸智的新校本(帶註，附評)。 。
至於我們的大匯校，五十年苦功，至今尚難梓行，衹因部頭太大，上千萬字，排校難度極其 巨大，尚不知其命運如何。
我為出一部近真的佳本而奔走呼籲，嚮當時的中央寫信上書，及至1976年“四人幫”倒臺， 我還因此受了一回“審查”——宣傳我與“四人幫”有來往，單位貼了大字報(內蒙古大學 林方直教授正趕上看見)，軍宣隊的政委要大做文章。在此事件上，同事們卻不乏人出來講 話，如袁榴莊女士就曾出面仗義直陳：周汝昌的信，就是查出一百封，也與政治無關，他不 過是書生，為了他所關心的文學事業……(大意如此)。因此我的“案情”解除了。當時也有 人來慰問，有真心關切安危的，也有為人作“探”的。總之，一場風波不小，我為了讓我們 的文化建設能斥偽存真，對此毫無怨尤之心懷，即使無功有過，成就了他人的名位功績，也 無競爭之意。
“四人幫”倒臺後，文化部對該小組派專人審查其來由、性質、實況，有兩位同志前來專訪 ，我依囑寫了報告，並將女兒周麗苓當場作的那份記錄一並聲明提供部裏審查參考。
這段麯麯折折的經過，衹極少數人是清楚的，因此也出現訛傳、欠確以至歪麯的傳言。例如 有人在公開場合宣稱：周某人對於《紅樓夢》校印新本一事，毫無關係——成立“小組”也 與他無涉，雲雲。我覺得歷史真實還是重要的，不應扭麯與抹殺。故粗述過程如上。
為了說話負責，以昭信實(恐年老記憶或有小誤之處)，特為請詢了當日開會在座、後任此新 校本的責任編輯的王思宇老同仁，他熱情地提供了所憶細節，與我記憶完全符合。他連我女 兒在場一事都記得，而且順便說了兩點：(一)馮先生任此組長之前，主筆過署名“洪廣思” 的《紅樓夢——一部階級鬥爭的形象歷史》一書，也由該社出版。我方明白他出任組長是有 來由的。(二)此“小組”立功後，即升格永存——亦即現今之紅樓夢研究所的“前身”。所 言歷歷不爽，且可補我追憶不備之點。
詩曰：
芹書白璧陷青蠅，斥偽存真百計營。
何必言功非為己，卻防讒忌到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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