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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 》 柏楊訪談錄：新城對 》
怎麽看法律(2)
柏楊 Bai Yang
問：一般民衆對於戒嚴令的實施並未感覺有所不便，但仍有少部分人士持反對立場，對此您有何看法？
柏楊：大多數民衆（包括我在內）不瞭解自己應享有的權利，所以也不知道戒嚴令的實施，到底剝奪了自己什麽？
舉例而言，在戒嚴期間，一切犯罪案件均屬軍法審判（後來纔限於叛亂及盜賣軍油），並且禁止憲法所賦予人民的集會、結社、罷工的自由。然而，最嚴重的是臺灣的戒嚴令實施長達四十年之久，在這一點上，國民黨可謂創下世界紀錄，應該賣給金氏（吉尼斯）年鑒。
問：您對於戒嚴期間所謂“政治犯”有何看法？
柏楊：以政治理念而被囚禁的人，不管扣到頭上的是什麽罪名，都是政治犯。政治犯和刑事犯最大的差別在於前者是為了別人的利益，或是為了其所信仰的政治理想；後者則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國民黨叛亂罪的刑罰，最輕的是七年有期徒刑，最重的是死刑或無期徒刑。但是如果被認定加入了叛亂組織且有叛亂的行為，卻是唯一死刑。例如，某人五歲時參加過共産黨兒童團，今年他八十八歲，說了一句批評蔣傢的話，就是唯一死刑。然而最使人震撼的，卻是有些人在服刑期滿釋放後，依然被軟禁。軟禁比判刑更可怕，判刑總有一個期限，連無期徒刑也有可能減刑、大赦，而軟禁卻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活着離開牢獄，因為他沒有判刑，所以“減刑”、“大赦”都輪不到他，這是國民黨蔣中正、蔣經國父子最大的罪行之一。
問：解嚴之後，臺灣社會上出現許多“街頭抗議”事件，對此您有何看法？
柏楊：目前的街頭抗議雖然容易發生衝突，但我們並不需要憂心忡忡，應用平常的眼光看待，與西方國傢幾百年的示威遊行歷史相較，臺灣的民主政治現在衹不過剛剛萌芽，就好像一個剛要學走路的小孩，重心不穩時，總會跌倒，因而對於衝突事件的發生，實不足為奇。等到人民的法治水準達到某個程度，暴力行為就難獲得支持。
西方國傢的抗議方式，通常是手中高舉着牌子，把自己不滿的理由適度表示出來，讓別人知道自己的痛苦，而不是要製造別人的痛苦，如此才能得到大多數人民的同情。至於西方國傢的政府對於抗議事件，並非全部接受，他們會先請學者專傢來評估衡量整體事件，如果認為要求不合理，政府不會屈服。
問：解嚴後報禁隨之解除，對於執筆者有些什麽影響？
柏楊：戒嚴期間，每個人（包括編輯、記者、作傢）心裏，都有一個小型警備司令部（我們稱之為“小警總”），都非常小心翼翼地保持自己的警覺，自我設限於一定的文字範疇。但往往事與願違，常有意外情況發生，碰上地雷。譬如，撿字工人一不小心便會把“中共”撿成“中央”，類似這種錯誤，警備總部與特務機關，絶不寬恕，最幸運的結果是被認定“為匪宣傳”——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某些人已經夠特別小心謹慎的了，但是仍然不可避免鋃鐺入獄。
解嚴之後，陰霾仍深植於部分文化人心中，他們驚魂不定、觀望疑懼，認為國民黨的解禁措施衹不過是暫時現象，都不敢輕易地拋開心裏的“小警總”；而另一部分人士則因長期的壓抑，一旦解開枷鎖，就如同脫繮的野馬，飛奔騁馳，寫出來作品的激烈和高姿勢，往往超過正常社會的正常抗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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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人民文學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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