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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评传 》 金庸与《明报》 》
第35节：第八章 笔 战(3)
张圭阳 Zhang Guiyang
在1964年的论争中，《明报》独立于左派以外的形象，日益鲜明。《明报》主笔金庸凌厉的词锋、《明报》集结的作家和大量的知识分子，纷纷在"自由谈"及各自的专栏上，对《明报》施以援手，谴责左派的强横。《明报》以一报敌五报，在争论中进一步树立了不畏强势、敢于以知识分子的良知批判不合理的事情的形象。《明报》的销量，也因此而节节上升。论争之前，《明报》每日销量62，075份（1964年9月每日平均销量）；1964年12月10日的销量达到70，516份；1965年1月《明报》平均每日销量达73，254份。到了大陆在1966年发出"五一六通知"，在全国推行"文化大革命"，引发全国大规模政治运动的时候，《明报》销量已超过了八万份，已经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读者群，与《大公报》等，再展开一场规模更大、年期更长（为期十年）的论争了。这个争论，不再只有香港传媒关注，国际传媒，包括西方四大通讯社、西方、日本各大报，都在密切注视《明报》对中国事务的权威分析和报道。
《明报》在这一阶段，顺应着中国大陆社会的剧烈变动，也随之产生了剧变，由一份以低下阶层读者为对象的小报，蜕变成为一份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大报。《明报》蜕变的这个年代，也正好是中国大陆政治急剧转变的年代。
《明报》在1962年报道了移民新闻，而这些新闻报道所释放出来的能量，令《明报》销量有了急剧的增长，远多于过去《明报》多次改版所取得的效果。对一份挣扎求存的报纸来说，生存的意义，比获得朋友的意义更大。副刊"自由谈"的成功，给予《明报》主事人很大的启发。一个副刊的改造成功，从而导致改造了整份报纸的风格，这是香港中文报业史上罕见的。"自由谈"获得大量读者的支持，《明报》与读者产生了良性的互动关系，进一步强化了《明报》走上知识分子报章的道路。有了上述的种种原因，《明报》成为一份知识分子的报纸，可以说是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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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湖北人民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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