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鞑靼区
（1793年9月6日-8日）
长城以外，就是鞑靼区了。英国人发现这是一个荒无人烟，未加开发的不毛之地，不是山脉就是谷地，再也见不到：“金黄的麦穗，花园及漂亮的房子”了。他们到达一座高山脚下。这是一条在岩石上开辟出的崎岖山路，若不增加马匹，他们的车辆就无法攀登上去。“这又一次显示中国人在进行公益事业上表现出来的才智。”
“鞑靼人总归是鞑靼人”
晚上被指控偷了东西的一名鞑靼仆人和两名汉族官员之间发生了冲突。鞑靼人出言不逊。王、乔两位大人让人用竹棍打那名仆人，仆人对在鞑靼土地上遭到汉人鞭笞怒不可遏。再一阵打后，他还未平息下来。“王大人无奈地对我们的翻译说：‘鞑靼人毕竟是鞑靼人”’。（然而，他却不知李先生也是鞑靼人……）
身穿朝服的陪同官员（W·亚历山大）
鞑靼仆人觉得自己有特权。马戛尔尼欲出来调解：现在是在鞑靼上地上，不是汉人自己的家园。两位官员笑而不答，因为汉人人口众多和自己在天朝等级上高人一等而感到了不起。
这天晚上，马戛尔尼从乔大人那里高兴地获悉他有关礼仪的建议很有希望被皇上采纳。
混淆视听
9月6日，走了第五段路共13英里。不要走得太快。越往上走，天气越冷。马戛尔尼发现这里许多人“患甲状腺肿，同在瑞士瓦莱州一样。”
赫脱南报告说有位官员来见他们，要求看看“我们给皇上带来的稀珍物品”。这位官员说：“听说你们带来了一只食煤为生的母鸡，一个只有一尺半高的侏儒，一头只有猫那么大的象，还有一只魔枕，只要把头靠在上面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他又补充说：“这肯定都是真的，因为他是从报上看到的消息。”
这些无稽之谈纯属中国人的想象，矮象是一种盆栽式的象，中国的神话故事里充满了这类稀奇古怪的动物。为什么这些“蛮夷”不能乘飞毯旅行呢？使团在他们的行李中正装着一只在欧洲盛行的热气球。
一贯谨慎的马戛尔尼证实了赫脱南的说法。翻译为他们念了一份传播这些无稽之谈的报纸，把他们都逗乐了。（他还加了一则：一匹只有耗子大的马。）他很平淡地说这是天津出的一家报纸。是李先生在一个月前，路经天津时买的，难道在这以前他不敢让他的主人们看吗？
自发的谣言。就像在对海外奇谈颇有兴致又缺乏批判能力的群众那样轻而易举地就传开了。或者是远距离操纵的故意歪曲，旨在把西方人说成是大自然的怪物。现在他们的形象就是一些可笑而无足轻重的脱离社会的人。这种巧妙的方法是在人们的头脑里建立起一座分隔文明和野蛮人的纸的长城，它同凝聚着鲜血的石头长城同样有效。
身怀绝技的农民
我们的旅行者已有好久没有见到耕种的地了。在一个陡峭的山峰上，他们见到了一些开垦地。今天，顽强耕作的业绩在这条路上仍然流传了下来。人们在峻峭的山坡上填方挖土，建起了一块块小花园式的耕地。
高处一个人正在陡坡上翻地，只要他站起来就会掉入万丈深渊。我们的旅行者用望远镜观察，发现这位农民身上系着一条绳索。“那位艰韧不拔的垦植者就用这种方法在绝壁上耕耘，播种和收获，只要一个人就可以减轻这大山的荒凉程度。”中国画就是如此：在辽阔无际的景色里，只有一个小小的人物在活动——融合进大自然的一个小人物。
大山丘上，这位身怀绝技的农民盖起了一间小木屋，周围还有一个小菜园子。他就这样冒着生命危险种植一些东西来养家糊口。这种勇气和智慧使英国人赞叹不绝。安德逊引了“一首4000年前的中国古诗”，法国人把它译成了德里尔教士的语调：
君主爱憎何足道，掘井自饮乐陶陶，
春种秋收足自给，硕果累累丰年兆。
这是正在发展的工业文明与农村传统，未来的英国和持久不变的中国之间惊人的相遇。
9月7日，热河在望。官员解释说，附近乡村都为皇家所用。孔子说：“所重民食’，甚至在“丧祭”之前。乾隆认为不爱惜肥沃的土地，就有失帝王的职责。
这次旅行将是一场盛大的“首次演出”。英国人诚然没有走在光滑得像镜子一样的御道上。他们骑的马有的瘸了，有的失足或拒绝前进。有的马鞍只剩一个马镫，或者两个都没有了。“中国官员的仆人却清早骑着好马就走了，留给我们的都是些瘦骨嶙峋的劣马。”这些都没关系：旅行者们一想到自己正在完成一桩历史使命，马上就精神振奋。他们为一点小事就乐不可支，如获悉鞭打别人的马是重视对方的标志，而过去却把这当作是失礼的行为。在这里算礼貌，到别处则成了一种粗鲁行为。一种人在另一种人眼里总是野蛮人。
这6天是使节团的假期。“简直以为是在法国的萨瓦省或瑞士旅行。”是因为山上稀薄的氧气的缘故吗？他们陶醉在惬意的蒙胧状态里向热河前进。
庄严的入城式
第七天，9月8日星期日上午8点，旅行者到达离皇帝行宫1英里的一个村庄，仪式之前进行一翻梳洗。“全体人员准备参加庄严的入城式。”
这支队伍必然会使人想起国王的入城式，想起佛兰德斯主保瞻礼节街头景象，圣体瞻礼节的仪式行列。让·博丹在《共和国》一书中对此作了十分具有启发性的回顾：整个社会都在这一天展示自己，并在摆阔。
队伍的排列程序应该产生出最佳效果：
100名朝廷官员骑马开道
本松中校
12名轻骑兵，排成3行，每行4人
巴瑞施中尉
鼓手，笛手
8名炮兵，排成2行，每行4人
1位炮兵下士
克卢中尉
16名步兵，4人一行
1名步兵中士
8名侍从，共4行，每行2人（穿着法国使团的漂亮的绿、黄色号衣）
2名使者（穿戴同上）
4名乐师（穿戴同上）
6名使团的男士，2人一队，穿着绣金的鲜红外衣
马戛尔尼勋爵，乔治·斯当东爵士和他的儿子乘坐轻便马车
最后是一名穿着号衣的传者在他们后面压阵（安德逊具体指出这是那位黑人男仆）。
队伍这样排好后，用了两个小时走完了最后1英里路，到达了热河的宫殿，礼品在他们之前已经运到。队伍在“众多的人群中行进，这些观众都为他们从未见过的景象所吸引，这样的景象他们今后也不会再见”。
安德逊越过了幽默与讽刺挖苦的这条界线。“我们这支队伍确有可笑滑稽之处。”如说军人和外交官员们穿着漂亮的话，“但队伍里的其他人员却显出一种非常难看的样子：有些戴圆顶帽，有些戴尖顶帽，还有的戴着草帽；有人穿长靴，另一些人则穿短靴，有的皮鞋还配上带色的长袜”。“华丽的侍从号衣不合体。整个还不如改穿虽破烂却划一的服装来得合适。”
当这支穿着可笑的队伍随着“上帝保佑吾王”的乐曲慢慢向前行进时，外交官都在想这样做是否会对英国产生好印象。想来观看一个奇怪的民族的观众肯定不会感到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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