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 》 Text is not something   》 第35节：千万别把哥儿们当真      Liu Shaoming

　　千万别把哥儿们当真
　　金庸不是圣人，他的作品不是“圣经”。这就是说，王朔写《我看金庸》，虽然“一点正经都没有”，说金庸“这哥儿们写东西也太不过脑子了！一个那么大岁数的人，混了一辈子……莫非写武侠就可以这么乱来”。他的话，说得再刻薄点，也不妨事，因为他不用像拉什迪那样得亡命天涯。我自己是个金庸小说迷。这方面的趣味师承先师夏济安先生。可是怪趣的是，做哥哥的夏济安虽百般开导，也引诱不了其弟夏志清教授对金庸小说发生兴趣。志清先生为什么对金庸的小说看不下去？我没有打听。说不定，他跟王朔一样，觉得“情节重复、行文啰唆、永远是见面就打架……写小说能犯的臭全犯到了”。王朔不喜欢金庸的作品，趣味和价值观不同嘛，那有什么关系。这正如王朔写的“痞子”小说，虽一度痴迷过好些京城男女，却不见得人人受用，道理一样。千万别把哥儿们当真第二辑文字岂是东西王朔看金庸，值得注意的不是他对金庸作品或武侠小说总体的评价。值得注意的，套用金庸的话，是“王先生所以有此文章，猜想重要原因之一，是王朔先生根本瞧不起中国的南方作家，尤其是浙江人、台湾人与香港人”。其实不用金庸猜，因为王朔“老子就是瞧不起”的态度，一点也不含糊：无论是浙江话还是广东话都入不了文字，只好使死文字做文章，这就限制了他（金庸）的语言资源，说是白话文，其实等同于文言文。按说浙江人尽是河南人，广东话也通古汉语，不至于文字上一无可为。闻道金庸晚年潜心向佛，面对王朔轻佻刻薄的调侃，本应“八风不动”。想不到他最后还是沉不住气，应《明报月刊》之邀，写了《浙江港台的作家——金庸回应王朔》。王朔怎么搞的，说浙江话“入不了文字”！最少他应知道鲁迅是绍兴人。 他更应该知道，浙江人碰到同乡，满口“啥事体”是一回事，写诗写散文写小说“入文字”，又是另一回事。台湾地区作家如陈映真和黄春明的小说，其白话文气派不凡。只要不左一句“伊娘”，右一句“伊娘”，实在看不出什么“入文字”的障碍来。广东人讲国语，口齿不清，一向备受“北方人”嘲讽奚落，也是活该。但口齿不清，并不妨碍“入文字”的能力。岑逸飞先生大概看了王朔“骂”金庸的文章，有感而发，写了《粤语创作》一文。此摘录一段：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其母语应为粤语，但行文已全无粤语影子，其文字流丽条畅，避开古文艰涩板滞，而在其年代，仍是文言文盛行，故其新文体是介乎文言与白话之间。至于其思想，既富于旧学，又常吸纳新学，是故新旧兼容，立论甚有条理，笔者早年读其《饮冰室文集》，获益良多。梁任公既能写出像“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这种“金句”，可见“通古汉语”的广东人，除了写墓志铭外，也可书写在当时被认为标准的白话文。王朔是北京人，因此他界定何者为“死文字”、何者为“白话文”，自有一套主观的标准。北京人今天大概不会叫老鼠为“耗子”了，但“哥儿们”还是满口“甭甭”。若是“京腔”口语成为衡量小说家入不入流的标准，那张爱玲和白先勇这两位文字金风玉露的作家，恐怕入不了“流”。“京腔”其实也是方言的一种，跟各地方言不应有贵贱之分。“每依北斗望京华”，哥儿们之所以意气风发，只因北京是“帝王都”。哥儿们玩文化，“玩儿得就是心跳”也就罢了。可是自己的一套标准，硬要人家奉陪，这就等于原教旨主义者祭起清规戒律喝令人家就范一样难以服人。金庸那种“不够新潮前卫，不够洋化的文字，的确是经过大量刻苦锻炼而长期用功操练出来的风格”，虽为王朔所不取，却一定要坚持。陈墨先生说得对：“当王朔和王朔的作品不存在时，金庸的作品依然存在。”王朔看金庸的小说，“捏着鼻子”看完了《天龙八部》的第一本，就怎么也看不下去了。所知既是一鳞半爪，就不应该发言。若噤不住口，说话也应有分寸。套他自己的话，写文章“能犯的臭”他全犯了，端的一派“我是流氓我怕谁”本色。奉劝中国的浙江人、台湾人与香港人，千万别把哥儿们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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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江苏教育出版社
第1节：新版自序第2节：目录第3节：且说床边故事第4节：另类专家
第5节：赵元任与爱丽丝第6节：校园风景第7节：编辑的眼睛第8节：将相本无种
第9节：遗老独白第10节：写作这回事第11节：memo狂想曲第12节：猎头校长
第13节：浪得虚名第14节：眉批第15节：自我陶醉第16节：马丁尼之恋
第17节：热辣辣的隐私第18节：寿则多辱第19节：无罪以当富贵第20节：作家的心理阻滞
第21节：书看不完，怎么办？第22节：新狂人日记第23节：虚拟文本第24节：林行止的两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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