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 》 文字不是東西 Text is not something   》 第35節：千萬別把哥兒們當真      劉紹銘 Liu Shaoming

　　千萬別把哥兒們當真
　　金庸不是聖人，他的作品不是“聖經”。這就是說，王朔寫《我看金庸》，雖然“一點正經都沒有”，說金庸“這哥兒們寫東西也太不過腦子了！一個那麽大歲數的人，混了一輩子……莫非寫武俠就可以這麽亂來”。他的話，說得再刻薄點，也不妨事，因為他不用像拉什迪那樣得亡命天涯。我自己是個金庸小說迷。這方面的趣味師承先師夏濟安先生。可是怪趣的是，做哥哥的夏濟安雖百般開導，也引誘不了其弟夏志清教授對金庸小說發生興趣。志清先生為什麽對金庸的小說看不下去？我沒有打聽。說不定，他跟王朔一樣，覺得“情節重複、行文囉唆、永遠是見面就打架……寫小說能犯的臭全犯到了”。王朔不喜歡金庸的作品，趣味和價值觀不同嘛，那有什麽關係。這正如王朔寫的“痞子”小說，雖一度癡迷過好些京城男女，卻不見得人人受用，道理一樣。千萬別把哥兒們當真第二輯文字豈是東西王朔看金庸，值得註意的不是他對金庸作品或武俠小說總體的評價。值得註意的，套用金庸的話，是“王先生所以有此文章，猜想重要原因之一，是王朔先生根本瞧不起中國的南方作傢，尤其是浙江人、臺灣人與香港人”。其實不用金庸猜，因為王朔“老子就是瞧不起”的態度，一點也不含糊：無論是浙江話還是廣東話都入不了文字，衹好使死文字做文章，這就限製了他（金庸）的語言資源，說是白話文，其實等同於文言文。按說浙江人盡是河南人，廣東話也通古漢語，不至於文字上一無可為。聞道金庸晚年潛心嚮佛，面對王朔輕佻刻薄的調侃，本應“八風不動”。想不到他最後還是沉不住氣，應《明報月刊》之邀，寫了《浙江港臺的作傢——金庸回應王朔》。王朔怎麽搞的，說浙江話“入不了文字”！最少他應知道魯迅是紹興人。 他更應該知道，浙江人碰到同鄉，滿口“啥事體”是一回事，寫詩寫散文寫小說“入文字”，又是另一回事。臺灣地區作傢如陳映真和黃春明的小說，其白話文氣派不凡。衹要不左一句“伊娘”，右一句“伊娘”，實在看不出什麽“入文字”的障礙來。廣東人講國語，口齒不清，一嚮備受“北方人”嘲諷奚落，也是活該。但口齒不清，並不妨礙“入文字”的能力。岑逸飛先生大概看了王朔“駡”金庸的文章，有感而發，寫了《粵語創作》一文。此摘錄一段：梁啓超是廣東新會人，其母語應為粵語，但行文已全無粵語影子，其文字流麗條暢，避開古文艱澀板滯，而在其年代，仍是文言文盛行，故其新文體是介乎文言與白話之間。至於其思想，既富於舊學，又常吸納新學，是故新舊兼容，立論甚有條理，筆者早年讀其《飲冰室文集》，獲益良多。梁任公既能寫出像“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這種“金句”，可見“通古漢語”的廣東人，除了寫墓志銘外，也可書寫在當時被認為標準的白話文。王朔是北京人，因此他界定何者為“死文字”、何者為“白話文”，自有一套主觀的標準。北京人今天大概不會叫老鼠為“耗子”了，但“哥兒們”還是滿口“甭甭”。若是“京腔”口語成為衡量小說傢入不入流的標準，那張愛玲和白先勇這兩位文字金風玉露的作傢，恐怕入不了“流”。“京腔”其實也是方言的一種，跟各地方言不應有貴賤之分。“每依北斗望京華”，哥兒們之所以意氣風發，衹因北京是“帝王都”。哥兒們玩文化，“玩兒得就是心跳”也就罷了。可是自己的一套標準，硬要人傢奉陪，這就等於原教旨主義者祭起清規戒律喝令人傢就範一樣難以服人。金庸那種“不夠新潮前衛，不夠洋化的文字，的確是經過大量刻苦鍛煉而長期用功操練出來的風格”，雖為王朔所不取，卻一定要堅持。陳墨先生說得對：“當王朔和王朔的作品不存在時，金庸的作品依然存在。”王朔看金庸的小說，“捏着鼻子”看完了《天竜八部》的第一本，就怎麽也看不下去了。所知既是一鱗半爪，就不應該發言。若噤不住口，說話也應有分寸。套他自己的話，寫文章“能犯的臭”他全犯了，端的一派“我是流氓我怕誰”本色。奉勸中國的浙江人、臺灣人與香港人，千萬別把哥兒們當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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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節：熱辣辣的隱私第18節：壽則多辱第19節：無罪以當富貴第20節：作傢的心理阻滯
第21節：書看不完，怎麽辦？第22節：新狂人日記第23節：虛擬文本第24節：林行止的兩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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