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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 》 柏杨访谈录：新城对 》
怎么看法律(2)
柏杨 Bai Yang
问：一般民众对于戒严令的实施并未感觉有所不便，但仍有少部分人士持反对立场，对此您有何看法？
柏杨：大多数民众（包括我在内）不了解自己应享有的权利，所以也不知道戒严令的实施，到底剥夺了自己什么？
举例而言，在戒严期间，一切犯罪案件均属军法审判（后来才限于叛乱及盗卖军油），并且禁止宪法所赋予人民的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然而，最严重的是台湾的戒严令实施长达四十年之久，在这一点上，国民党可谓创下世界纪录，应该卖给金氏（吉尼斯）年鉴。
问：您对于戒严期间所谓“政治犯”有何看法？
柏杨：以政治理念而被囚禁的人，不管扣到头上的是什么罪名，都是政治犯。政治犯和刑事犯最大的差别在于前者是为了别人的利益，或是为了其所信仰的政治理想；后者则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国民党叛乱罪的刑罚，最轻的是七年有期徒刑，最重的是死刑或无期徒刑。但是如果被认定加入了叛乱组织且有叛乱的行为，却是唯一死刑。例如，某人五岁时参加过共产党儿童团，今年他八十八岁，说了一句批评蒋家的话，就是唯一死刑。然而最使人震撼的，却是有些人在服刑期满释放后，依然被软禁。软禁比判刑更可怕，判刑总有一个期限，连无期徒刑也有可能减刑、大赦，而软禁却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活着离开牢狱，因为他没有判刑，所以“减刑”、“大赦”都轮不到他，这是国民党蒋中正、蒋经国父子最大的罪行之一。
问：解严之后，台湾社会上出现许多“街头抗议”事件，对此您有何看法？
柏杨：目前的街头抗议虽然容易发生冲突，但我们并不需要忧心忡忡，应用平常的眼光看待，与西方国家几百年的示威游行历史相较，台湾的民主政治现在只不过刚刚萌芽，就好像一个刚要学走路的小孩，重心不稳时，总会跌倒，因而对于冲突事件的发生，实不足为奇。等到人民的法治水准达到某个程度，暴力行为就难获得支持。
西方国家的抗议方式，通常是手中高举着牌子，把自己不满的理由适度表示出来，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痛苦，而不是要制造别人的痛苦，如此才能得到大多数人民的同情。至于西方国家的政府对于抗议事件，并非全部接受，他们会先请学者专家来评估衡量整体事件，如果认为要求不合理，政府不会屈服。
问：解严后报禁随之解除，对于执笔者有些什么影响？
柏杨：戒严期间，每个人（包括编辑、记者、作家）心里，都有一个小型警备司令部（我们称之为“小警总”），都非常小心翼翼地保持自己的警觉，自我设限于一定的文字范畴。但往往事与愿违，常有意外情况发生，碰上地雷。譬如，捡字工人一不小心便会把“中共”捡成“中央”，类似这种错误，警备总部与特务机关，绝不宽恕，最幸运的结果是被认定“为匪宣传”——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某些人已经够特别小心谨慎的了，但是仍然不可避免锒铛入狱。
解严之后，阴霾仍深植于部分文化人心中，他们惊魂不定、观望疑惧，认为国民党的解禁措施只不过是暂时现象，都不敢轻易地抛开心里的“小警总”；而另一部分人士则因长期的压抑，一旦解开枷锁，就如同脱缰的野马，飞奔骋驰，写出来作品的激烈和高姿势，往往超过正常社会的正常抗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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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人民文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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