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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评传 》 金庸與《明報》 》
第35節：第八章 筆 戰(3)
張圭陽 Zhang Guiyang
在1964年的論爭中，《明報》獨立於左派以外的形象，日益鮮明。《明報》主筆金庸凌厲的詞鋒、《明報》集結的作傢和大量的知識分子，紛紛在"自由談"及各自的專欄上，對《明報》施以援手，譴責左派的強橫。《明報》以一報敵五報，在爭論中進一步樹立了不畏強勢、敢於以知識分子的良知批判不合理的事情的形象。《明報》的銷量，也因此而節節上升。論爭之前，《明報》每日銷量62，075份（1964年9月每日平均銷量）；1964年12月10日的銷量達到70，516份；1965年1月《明報》平均每日銷量達73，254份。到了大陸在1966年發出"五一六通知"，在全國推行"文化大革命"，引發全國大規模政治運動的時候，《明報》銷量已超過了八萬份，已經有足夠的經濟實力和讀者群，與《大公報》等，再展開一場規模更大、年期更長（為期十年）的論爭了。這個爭論，不再衹有香港傳媒關註，國際傳媒，包括西方四大通訊社、西方、日本各大報，都在密切註視《明報》對中國事務的權威分析和報道。
《明報》在這一階段，順應着中國大陸社會的劇烈變動，也隨之産生了劇變，由一份以低下階層讀者為對象的小報，蛻變成為一份以知識分子為主的大報。《明報》蛻變的這個年代，也正好是中國大陸政治急劇轉變的年代。
《明報》在1962年報道了移民新聞，而這些新聞報道所釋放出來的能量，令《明報》銷量有了急劇的增長，遠多於過去《明報》多次改版所取得的效果。對一份掙紮求存的報紙來說，生存的意義，比獲得朋友的意義更大。副刊"自由談"的成功，給予《明報》主事人很大的啓發。一個副刊的改造成功，從而導致改造了整份報紙的風格，這是香港中文報業史上罕見的。"自由談"獲得大量讀者的支持，《明報》與讀者産生了良性的互動關係，進一步強化了《明報》走上知識分子報章的道路。有了上述的種種原因，《明報》成為一份知識分子的報紙，可以說是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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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湖北人民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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