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类 》 春秋大義   》 （三）“天人三策”之三: 一      熊逸 Xiong Yi

　　漢武帝繼續提問，這一回詳細問道了天人感應之事。我們很多人都熟悉李商隱一首詠嘆賈誼的七絶：“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這是感嘆政治新星賈誼好容易又得到了漢文帝的召見，本擬有機會施展抱負，可漢文帝關心的卻衹是鬼神之事，並非天下蒼生的福祉。
　　其實若說起大搞“封建迷信”，漢武帝比漢文帝可強出太多了，漢文帝再怎麽着也不過是請個高知來問問情況，漢武帝卻是把特異功能大師接二連三給弄到宮裏，金銀財寶不說，還把女兒往外賠。但是，從另外一層意義來看，“問鬼神”和“問蒼生”並不矛盾，甚至還可以說是一事的兩面，因為天和人是互相感應的：人世好了，就會天降祥瑞；人世壞了，就會天降災異。這也就是說，當你發現UFO滿天飛、麥田怪圈無處不在、妖魔鬼怪四處顯靈、到處都有靈異事件發生的時候，你就應該知道，這都是國傢政治沒搞好鬧的。
　　——反正董仲舒就是這麽解釋的，他一本正經地說：“這可不是我拍腦門拍出來的哎，我是有理論依據的。”他的這個理論依據，自然就是孔聖人的《春秋》。
　　董仲舒說：“孔子作《春秋》，上查天道，下驗人情，網羅古事，考察現實。所以《春秋》所譏諷的，也就是災害所侵犯的；《春秋》所憎惡的，也就是災異所降臨的。”
　　有人讀到這裏可能會大為不屑：“《春秋》怎麽這麽寫呀，這還哪像是正史所為呀，還什麽中國第一部編年史呢，哼，說野史還差不多！”
　　從歷代官方說法來看，《春秋》原本還當真是部野史，因為孔子不過是個私立學校的校長，是沒有權力來修治史書的。修史書是史官的職責，是官方的行為，從古至今都是如此，這也表現了歷代官方對歷史的重視。如果放任私傢修史，你這麽寫，他那麽寫，一個人一個說法，也沒有人來給敏感事件統一口徑，這樣的歷史哪還有嚴肅性呢！所以，《孟子》裏邊提到孔子作《春秋》，說孔子感嘆着“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原因很可能就在這裏，就是因為孔子自己也清楚自己這種私傢修史的做法是一種僭越行為。
　　那麽，如果真拿私傢野史的標準來衡量，《春秋》大談災異似乎倒也說得過去。可事實上，這根本就不成為一個區分正史與野史的合理標準，因為在官方正史當中，靈異現象其實是無處不在的。當然，這也許是因為《春秋》對後世的影響力實在太大的緣故吧。
　　趙翼的《廿二史箚記》裏專門有“《晉書》所記怪異一條”，說：“采異聞入史傳，惟《晉書》及《南》、《北史》最多，而《晉書》中僭偽諸國為尤甚。”這好像還真呼應了董仲舒的說法，在亂世最亂的時候，在三天兩頭有壞蛋僭越稱帝的那些時代裏，靈異現象總是在全國風起雲涌。趙翼提到劉聰時代裏，天上掉下來一塊大隕石——現代科學告訴我們，地球上每天都得掉個一噸半噸的隕石，這沒什麽稀奇，可這塊隕石稀奇的是：大傢以為它是石頭，走近一看，卻是一大團肉？！哎呀，都說天上不能掉餡餅，這還真就掉下一個來，看來餡餅的皮兒是在和大氣層的摩擦當中燃燒掉了。這一大團肉，長有三十步，寬有二十七步，幾裏之外都聞得見味道，更有奇怪的，這肉旁邊還有哭聲！
　　一件怪事的降臨也許衹是一係列怪事的開端，就在這個時候，劉聰的皇后生孩子了，生的是一對雙胞胎，可惜不是人，而是一蛇一虎。這一蛇一虎傷人而走，大傢去找，卻在怪肉旁邊找見它們了，而怪肉的哭聲也奇怪地停了下來……
　　趙翼又舉一例：幹寶的《搜神記》，盡人皆知書裏全是怪力亂神，可幹寶其人在晉朝卻是位出色的官方知識分子，他曾被皇帝委任編修國史，成就出一部《晉紀》，頗受好評，時人稱之為“良史”。可就是這樣一位出色的史傢，傢裏邊卻出了一樁史筆難以描繪的靈異事件：幹寶的爸爸很寵一個婢女，等爸爸死後下葬的時候，失去了靠山的婢女被妒火中燒的幹傢老媽活活推進墓中，就這麽連活人帶死人一塊兒埋了。幹寶那時候還小，不大懂事，也就沒受太大的刺激。又過了十多年，老媽也死了，幹傢人安排合葬事宜，挖開了當初埋幹寶爸爸的墳墓。這一挖，衹見地底下場面駭人，那個婢女栩栩如生地爬在棺材上，就像活人一般。大傢用車把婢女載回了傢，過了一天，婢女竟然醒過來，回憶墓中生活，說幹寶的爸爸對她很好，給她好吃好喝，兩人恩愛非常。後來，幹傢把這婢女嫁了人（也許是不敢把這麽一位奇人留在傢裏吧），她婚後居然還生了孩子。
　　單是這麽一件事，倒也沒什麽太讓人奇怪的，也許這婢女是個特異功能大師呢。可讓趙翼感覺奇怪的是，這事居然是堂堂正正記載在正史《晉書》裏的？！趙翼說：這事怎麽想怎麽不可信，但幹寶正是因為自傢出了這件怪事，這纔四處搜羅靈異事件，編寫出了《搜神記》來的。如果這是幹寶瞎編的，他這不是自曝爸爸的隱私和媽媽的妒忌麽，念過書的人是不會做這種事的呀。也許真是天地之大、無奇不有吧。
　　趙翼舉例衹是隨手點檢，而《晉書》裏緊接着還記載了幹寶傢另外一樁奇事：幹寶的哥哥曾經斷了氣，一連好幾天，身體都僵硬了，後來卻奇跡般地醒轉，述說自己見到了鬼神，宛如一場大夢，不記得自己曾經死過。
　　——我現在深夜寫字，寫到這裏也仿佛見了鬼：趙翼說的婢女復生事件確實《晉書》有載，可在《搜神記》裏卻沒有這篇呀，衹有兩三個類似的故事而已。如果不是版本問題，那就真是見了鬼了！咳咳！
　　兩晉南北朝天下大亂，正史裏居然也鬼怪滿街跑了，也許老天和人世當真有着什麽奇妙的感應吧？當然，也許是寫歷史的人出於安全第一的考慮，不大着墨於人世而更多地着墨於鬼怪了。世界名著《鬼傢村》也許就是這麽寫出來的吧？^_^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裏說過一句非常著名的話，說他寫作《史記》是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傢之言”。這三句排比蕩氣回腸，很容易稀裏糊塗就讀過去了，如果細看一下，這個“天人之際”還能是什麽意思呢？——要知道，司馬遷可是在董仲舒門下聽過課的，而且，以前的歷史學家同時還得是天文學家。
　　進一步來說，很多人都知道“天人感應”是董仲舒提出來的，而事實上，這種觀念由來已久，董仲舒不過是在一個恰當的時間、恰當的地點，作了一次恰當的闡發而已。那麽，這種觀念到底由來多久呢？嗯，至少在《春秋》裏就已經有了。董仲舒在“天人三策”裏論道：
　　【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傢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
　　這段是說：孔子作《春秋》，上查天道，下證人事，參考歷史，分析現實。所以《春秋》所譏諷的，也就是災害所侵犯的；《春秋》所厭惡的，也就是怪異所降臨的。孔子是把國傢的過失與災異現象寫在一塊兒的，以此來彰顯善惡。古代掌管文教的官員致力於以道德感化萬民，人民全被感化之後，監獄裏也就一個人都沒有了。而現在，古風不存，人民得不到教育感化，心裏已經沒有仁義了，為了賺錢可以連命都不要，所以犯法的人才這麽多，一年裏邊攤上刑事官司的人就有成千上萬。這樣看來，古法是不可不用的，所以《春秋》對改變古代制度的事情總是大加譏諷的。
　　董仲舒在這重要的一段裏暴露了三個問題。一是他的“天人感應”理論來自《春秋》；二是《春秋》的核心精神之一是“復古”；三是露了狐狸尾巴——前邊一直都說秦朝法製橫行，刁民逐利犯法，結果一不小心說漏了嘴，敢情漢朝如今也是這樣啊！
　　還是着重說說第一個問題好了：《春秋》當真是大講“天人感應”嗎？既然都說《春秋》是孔聖人所作，而孔聖人又一貫“敬鬼神而遠之”，一貫“不語怪力亂神”，那《春秋》難道真會講什麽災異嗎？
　　——這還的確是真的。
　　《春秋》記事非常簡略，一年的事情也統共不過幾句話（前邊咱們已經見識過了），全書一共也不過一萬多字，可對日蝕就記了好幾十次，另外還有不少對彗星、流星雨等等“怪異”天象的記載。天上如果發生了什麽不尋常的事情，人間可就真得好好得捉摸捉摸。
　　那麽，《春秋》就是“天人感應”的源頭麽？
　　——也不是。我們看看《論語》最後一篇“堯曰篇”裏有這樣一段：
　　【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這裏的“予小子履”就是商朝的開國之君商湯，這段話是他在一次祭祀活動當中的重要講話：“我用黑色的公牛獻祭，告訴偉大的上帝：有罪的人我不敢擅自赦免，您的僕人我對您老人傢不敢有任何隱瞞，這您是知道的。我如果有罪，您就懲罰我一個，別牽連天下人；天下人如果有罪，都由我一個人承擔！”
　　對這段話的解釋歷代專傢們是有些分歧的，我這裏姑取一說，大意不差。雖然有人懷疑“堯曰篇”晚出，但這裏的思想似乎倒也與孔子相合。《論語》這種語錄體的東西有一點很討厭：經常不給出上下文，衹是孤零零一句話拿出來讓人去猜。好在這事在其他書裏另有記載，讓我們可以一窺端詳。
　　——有趣的是，如果說這事《論語》有載、不屬於“怪力亂神”吧，可偏偏《搜神記》這部“怪力亂神大全”裏也有收錄：
　　【湯既剋夏，大旱七年，洛川竭。湯乃以身禱於桑林，翦其爪、發，自以為犧牲，祈福於上帝。於是大雨即至，洽於四海。】
　　《搜神記》講得非常簡潔：商湯滅了夏朝之後，連續遭逢七年幹旱，洛水枯竭。商湯剪掉指甲和頭髮，以自己的身體為犧牲，在桑林中嚮上帝祈禱。大雨立刻降下，全世界都得到了滋潤。
　　其實這個故事在古代文獻裏非常常見，《搜神記》是比較晚的，早些的還有《墨子》和《國語》等等。也許正因為商湯也是儒傢吹捧的聖王之一，而天和人又可以如此感應，所以流風綿延到秦、漢以後，直到晚清、民國，皇帝要祭天、祭地、祭祖，也要這樣作作自我批評——“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這句話成為了皇帝們的經典臺詞。當然，皇帝如果這麽說，大傢聽了自然也會舒舒心，可皇帝心裏是否真這麽想，這卻要打個大大的問號了。
　　可能有人早就懷疑了：“旱災就旱災好了，不過餓死一批草民罷了，衹要加強管製、加強宣傳，連哄帶打別讓他們鬧事就行了。商湯一國之君，難道一遇到自然災害還真拿自己當犧牲啊？！——什麽是‘犧牲’，就是獻給神的祭品，一般都用豬、牛、羊，是要活活殺掉的。商湯這要麽就是當真感動上帝了，要麽就是運氣好，可如果在他祈禱完畢卻還是沒有下雨，他這一國之君的小命難道還真會丟在這裏不成？董仲舒對漢武帝大談天人感應，如果哪天漢朝也鬧旱災了，漢武帝也學着商湯的榜樣去祈禱，萬一不靈，難道漢武帝就這麽死了？兩千多年來這麽多皇帝，到底有幾個是真把自己作犧牲而死在祭壇上的？！”
　　是呀，這事仔細一想，確實處處透着荒誕。商湯的事跡渺茫難考，隨便那些知識分子們怎麽說就怎麽是，看來我們也衹能拿它當故事聽了。這也就是說，在後世如此重要的一個理論/行動，竟是部分地紮根在一則虛構的故事之上？！
　　事情也許並非如此。在那個遙遠的年代，這個故事也許確實是合情合理的。鄭振鐸有一篇《湯禱篇》，把這個問題說得很透。
　　鄭先生不愧是搞文學出身，在《湯禱篇》的一開始，就以文學的筆法渲染了全部的湯禱場面，說連年幹旱，搞得人心惶惶，於是——
　　【沒有下田或采桑的男婦，他們都愁悶的無事可作的聚集在村口，竊竊的私語着。人心惶惶然，有些激動。左近好幾十村都是如此。村長們都已到了城裏去。
　　該是那位湯有什麽逆天的事吧？天帝所以降了那末大的責罰，這該是由那位湯負全責的！
　　人心騷動着，到處都在不穩的情態之下。
　　來了，來了，村長們從城裏擁了那位湯出來了。還有祭師們隨之而來，人們騷然的立刻包圍上了，密匝匝的如蜜蜂的歸巢似的，人人眼睛裏都有些不平常的詭怪的兇光在閃露着。
　　看那位湯穿着素服，披散了發，容色是戚戚的，如罩上了一層烏雲，眼光有些惶惑。
　　太陽蒸得個個人氣喘不定。天帝似在要求着犧牲的血。
　　要雨，我們要的是雨，要設法下幾陣雨！
　　禱告！禱告！要設法使天帝滿足！
　　該有什麽逆天的事吧？該負責設法輓回！
　　農民們騷然的在吵着喊着；空氣異然的不穩。
　　天帝要犧牲，要人的犧牲！要血的犧牲！我們要將他滿足，要使他滿足！——仿佛有人狂喊着。
　　要使他滿足！如雷似的呼聲四應。
　　那位湯擡眼望了望；個個人眼中似都閃着詭異的兇光。他額際陣陣滴落着豆大的黃汗，他的斑白的鬢邊，還津津的在焦聚汗珠。
　　諸位——他開始喊叫，但沒有一個聽他。
　　擡祭桌——一人倡，千人和，立刻把該預備的東西都預備好了。
　　堆柴——又是一聲絶叫，高高的柴堆不久便竪立在這大平原的地面上了。
　　那位湯要喊叫，但沒有一個人理會他。他已重重密密的被包圍在鐵桶似的人城之中。額際及鬢上的汗珠盡望下滴。他眼光惶然的似註在空洞的空氣中，活像一隻待屠的羊
　　…… …… ……iii】
　　七十年前的白話文現在讀起來倒別有一番風味。鄭振鐸“逼真再現”了商湯的那一次影響深遠的桑林禱告，我就簡潔一些來復述好了：後來，商湯被推上了柴堆，誠心誠意地嚮上帝禱告——這時候他沒法不誠心誠意，因為當真若再不下雨，祭師和村長們就該在柴堆上放火了。
　　也不知道是商湯的誠意感動了上帝還是事有湊巧，就在千鈞一發之際，終於下雨了，商湯於是在衆目睽睽之下，被祭師和村長們護擁着走下柴堆，享受着人們的歡呼。
　　——這事在我們看來實在匪夷所思，難道帝王祭祀就是這麽搞的嗎？真要是下雨下得再晚一些，商湯還不就真被燒死了？可沒聽說過秦皇漢武們這麽搞過呀！這樣的領導誰敢作呀？試想一下，如果董仲舒這麽樣讓漢武帝去搞“天人感應”……
　　但是，鄭振鐸這裏絶非小說傢言，在“逼真再現”之後就是詳實的考據工作了。我們也跟着他的考據來看看事情到底是怎麽回事。
　　鄭老師先是講了歷代專傢對湯禱一事的分析質疑，質疑得最為有力的要算清代的辨偽大傢崔適。崔適廣徵博引，認為此事太過不合情理，他贊同明人李九我的邏輯：“商湯是位著名的聖王，兢兢業業治理國傢，難道上帝看不見他終日的辛勞，卻衹相信他兩句話的祈禱詞？上帝這也太沒頭腦了吧！”
　　李九我這番話非常有力，但這在解决了舊問題的同時，卻帶來了新問題：既然上帝是有頭腦的，既然“天人感應”是確實存在的，那麽，像七年大旱這樣的超級自然災害衹應該降臨在暴君當政的時代，卻怎能出現在聖王統治的時期呢？
　　是呀，這可真難回答了。我們想想，剛纔講過兩晉南北朝災異頻頻，分明是昭示亂世；如果大臣嚮皇帝進諫，也常會藉災異來說這是老天爺在發警告了。所以，“天人感應”理論的邏輯分明是：聖主有祥瑞，昏君有災異。可到商湯這個例子上，怎麽卻講不通了呢？
　　照理說，如此重要的一個問題，是不可能留到明清纔讓人研究的，董仲舒要圓上自己的理論，必然要對這個問題作一個完滿解答，不然的話，一經其他學者問難，張口結舌答不上來，這個面子可就跌大了。
　　董仲舒自然給過解答，崔適自然也沒有忽略，他說：“董仲舒當年是這麽說的：商湯時期的超級旱災不是商湯招來的，而是上任夏朝暴君夏桀留下來的餘虐。”
　　——這麽說也很有道理哦，我們都知道上古時代有兩個著名的暴君，一個是夏朝的末代君主夏桀，一個是商朝的末代君主商湯。夏桀實在太壞了，搞到天怒人怨，所以，商湯雖然推翻了他，建立了全新的商朝，可夏桀留下來的爛攤子不是一下子就能清理幹淨的。
　　我還得再插一句：古人的引述一般並不像現代人這樣嚴謹，經常不核查原文，衹憑記憶一寫，大意差不多就行。所以呢，崔適這裏引的董仲舒的說法並不是人傢的原話，在《春秋繁露·暖燠常多》，董仲舒說的是：
　　【禹水湯旱，非常經也，適遭世氣之變而陰陽失平，堯視民如子，民視堯如父母，《尚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之內，閼密八音三年。”三年陽氣厭於陰，陰氣大興，此禹所以有水名也。桀，天下之殘賊也，湯，天下之盛德也，天下除殘賊而得盛德大善者，再是重陽也，故湯有旱之名，皆適遭之變，非禹湯之過，毋以適遭之變，疑平生之常，則所守不失，則正道益明。】
　　這段是說：商湯時期的大旱衹是特殊情況罷了，與此相同的還有大禹時代的洪水，都是起因於世道變化而産生的陰陽失調。話說堯聖人當領導的時候，把人民群衆當成兒女一樣，人民群衆也把堯當成父母一樣。《尚書》裏說：“堯死的時候，老百姓們都悲哀得像死了親爹親媽一樣。這悲哀的情緒彌漫在四海之內，沒有了音樂，也沒有了娛樂，就這樣一連過了三年。”——看，一連三年啊，這三年裏，陽氣一直被陰氣壓抑，陰氣盛行，所以後來纔有全國範圍的大洪水了，所以纔有了後來的大禹治水。商湯大旱的道理也是一樣：商湯改朝換代，滅了夏桀，而夏桀是天下頭號大壞蛋，滅了他就導致陽氣旺盛；商湯是天下頭號大好人，他掌了權，使盛德布滿天下，這也是促使陽氣旺盛的。而同一時間裏陽氣全都旺在一起了，這就像人上火一樣，所以就有了大旱了。（熊逸按：這兩句原文有些費解，加之我的水平有限，解釋得不一定準確，但想來大意應該不差。）所以呢，大禹時代的洪水和商湯時代的大旱都是事出有因的，偶然而已，並不證明大禹和商湯不夠聖王的標準。
　　這就是董仲舒的經典解釋。看似說得很圓，可如果較真一下的話，如果漢武帝的時候天降災異，完全可以托詞說那是秦始皇暴政的餘虐呀。這天人之間的感應如果不一定是即時生效的，很多事情可就真都說不清了。
　　崔適可惜沒和董仲舒生活在同一個時代，不然的話，他去問難一番，肯定很有看頭——崔適對董仲舒的解釋明顯抱持不屑的態度，他說：“按您董老這個邏輯，嗯，商紂和夏桀可是同一個級別的壞蛋，那為什麽武王伐紂那次改朝換代就沒有商紂的‘餘虐’呢？那時候可是豐年啊！看來這事不可信，商湯以己身為犧牲的說法尤其不近情理。”
　　崔適的問難似乎言之成理，但鄭振鐸批評崔適說：不該以後人的常識來判斷古代事情的有無。
　　鄭振鐸這話很是在理，每個時代都有各自的社會風俗和道德觀念，文明開化程度也不相同。鄭振鐸舉了兩個《史記》裏以活人來做犧牲的事情：一個是婦孺皆知的魏國西門豹治鄴為河伯討老婆，一個是“六國年表”裏的“秦靈公八年，初以君主妻河”。
　　可鄭先生的這兩個例子似乎並沒有足夠的說服力。以活人來作犧牲，這在古代並沒有什麽新鮮的，後世打仗還常有殺人祭旗的呢，要舉例子一定得舉以國傢領導為祭祀犧牲的事情纔好。
　　那麽，“初以君主妻河”，好像有點兒這個意思，是不是說：把國君扔到河裏給河伯當老婆？——怪怪的哦？
　　同一個詞，古代也有，現代也有，可意思不同，讀起來最是讓人糊塗。古人說“君主”通常並不是在說國傢最高領導人，而是說“公主”。所以，“秦靈公八年，初以君主妻河”，意思就是：在秦靈公八年，開始以公主作河伯之妻。估計就是把公主給沉到河裏去了。
　　鄭振鐸給出的更有說服力的例子卻是外國的事情：
　　【希臘古代神話裏，曾有一個可怖的傳說：Athamas做了achai地方的國王。古代Achai人在饑荒或瘟疫時，常要在Laphyatius山的高處，把國王作為犧牲，獻給Zeus。因為他們的先人告訴過他們，衹有國王才能擔負了百姓們的罪：衹有他一個人能成為他們的替罪的，在他的身上，一切毒害本地的不潔都放在他們身上。所以，當國王Athamas年紀老了時，achai地方發生了一場大饑荒；那個地方的Zeus祭師，便將他領到Laphyatius山的高處而作為Zeus的犧牲……我們的湯禱的故事和此是全然不殊的。湯的禱詞：“餘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餘一人”的雲雲，也可證其並不是什麽虛言假語。
　　後來的帝王，無論在哪一國，也都還負有以一人替全民族承擔的災患的這種重大責任。我們在希臘大悲劇傢Saphocles的名劇《Oedipus the King》裏，一開幕便見到Thebes城的長老們和少年人，婦人們，已嫁的和未嫁的，都集合於王宮的門前，有的人是穿上了黑衣。群衆中揚起哭喊之聲，不時的有人大叫道：
　　“奧狄甫士！聰明的奧狄甫士！你不能救護我們麽，我們的國王？”這城遭了大疫，然而他們卻嚮國王去找救護！但在比較文化進步的社會裏，這一類的現象已漸漸的成為“廣陵散”。國王也漸漸的不再擔負這一類的精神上的或宗教上的大責任了。然而在我們的古老的社會，卻還是保存了最古老的風尚，一個國王，往往同時還是一位“祭師”，且要替天下擔負了一起罪過和不潔——這個不成文的法律到如今纔消滅了不久！iv】
　　回顧一下鄭老師的意見，嗯，他有些話說得不夠嚴密，比如商湯時期未必就真有什麽城鄉之別，但他的意見確實給人以很大的啓發。這樣看來，董仲舒在文明社會裏提出的“天人感應”理論，其源頭竟然有可能是原始氏族社會的風俗習慣——雖然時代早就變了，世界早就變了，但人的思想上總還有些膠柱鼓瑟的意思。更加要命的是，當事人往往對此渾然不知。——這樣的事，無時無刻不在歷史和現實當中發生着。
　　鄭振鐸很好地解答了湯禱問題，但作為讀者的我們，很容易又從此産生出一些新的疑問。比如說吧，疑問之一：傳統上，求雨不都是嚮竜王來求嗎，為什麽商湯是嚮上帝來求呢，這時候竜王在幹什麽呢？疑問之二：鄭先生的這句話“因為他們的先人告訴過他們，衹有國王才能擔負了百姓們的罪：衹有他一個人能成為他們的替罪的，在他的身上，一切毒害本地的不潔都放在他們身上”，讀着雖然不太通順（可能是編排有誤吧），但猜想其中心意思應該是說國王身上擔負了全部老百姓的“毒害本地的不潔”——如果這樣的話，國王豈不是成了麻風病人的角色，人們的合理邏輯應該是：既然我們所有的“不潔”都在他一個人身上了，那麽，把他給燒死（或者用其他什麽類似的辦法處死）不就同時也把所有的“不潔”都消除了嗎？疑問之三：等社會發展了，國王的權力更大了，國傢機器更厲害了（比如董仲舒及其以後的時代），國王（或皇帝）如果也面臨商湯當時一樣的巨大災異，並且祭祀無效的話，那又會面臨怎樣的結果呢？反正肯定不會真被扔到柴堆上燒死的吧？（至於商湯為什麽要剪掉頭髮和指甲，深究起來也頗有一些意義，不過我就不扯那麽遠了，有興趣的人可以看看江紹原的《發須爪——關於它們的迷信》。）
　　註釋：
　　iii 鄭振鐸：《湯禱篇》（收錄於《二十世紀中國民俗學經典·神話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1版，64－66頁）
　　iv鄭振鐸：《湯禱篇》（收錄於《二十世紀中國民俗學經典·神話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1版，86－87頁）



   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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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記自序
引子之一：新問題常是老問題（一）“詆嶽飛而推崇秦檜也”
（二）五十年前哈耶剋（三）我們今日還不配讀經
（四）祭孔.文天祥（五）義和團.誰還記得陳天華
（六）馬剋思論太平天國（七）恩格斯論“911”
引子之二：事實問題還是邏輯問題引子之三：在詩歌的標簽之外
第一章 殺人無罪，報仇有理 （一）徐元慶謀殺案（二）梁悅謀殺案：韓愈的法律難題
（三）以德報怨，以直報怨，以過分報怨（四）“漢時以經義斷事”
第二章 一經三傳：哲學、歷史、還是政治？（一）“三傳”小史（二）作為官方政治學的“春秋大義”
（三）原心定罪：同罪不同罰（四）官員私鬥
（五）查案不難，判案纔難（六）趙傢村的愛國主義
（七）江山可以送人嗎？（八）三綱實係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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