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全诗还富有特殊的张力。我们比较一下二南就发现，二南的诗总的来说比较直率，主人公的身份一看即知，诗意也相对比较明晰，但《柏舟》不然，它的主旨隽永含蓄，却又并不影响诗意的强烈表达。从不同的角度来欣赏它，都可以自成一说。
正是因为这样，《柏舟》的主旨，历来争议最大，出现了“共姜自誓说”、“寡妇守节说”、“赞美节妇说”、“爱情忠贞说”和“女守独身说”、“贞妇被遣说”和“言孝道说”等多种说法，其中尤其以“爱情忠贞说”最为流行。
而有趣的是，上述说法或分歧，不管是哪一种，都离不开“忠贞”这个核心。它们的差异主要就是由诗中的抒情主角的含蓄而造成的。你说她是共姜也可，说她是寡妇也行，说她是少女也妥，说她是贞妇也对。
毛诗就认为，这是共姜自誓，卫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言弗许，故作是诗以绝之。所谓“守义”也是忠贞。《丧服传》曰：“夫死，妻稚子幼，子无大功之亲，妻得与之适人。”是于礼得嫁，但不如不嫁为善，故云“守义。嫁也可，不嫁更好，嫁合礼，不嫁合义”。如果信毛诗说，那么诗中的共姜，恐怕就是历史上最早的一位节妇形象，也是第一个自愿守节的“烈女”。
现代以余冠英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则普遍认为，这是写少女自己有了意中人，誓死忠于他，恨阿母不亮察她的心。其说仅从诗意上看也可成一说，但问题是出在对“髧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一句中的理解上。余等以为，“髧彼两髦”是指男子未冠之前披着头发，因而是一个未婚少女对这个男子的爱恋，而女孩的母亲不许，这便构成了他们所谓的婚姻不自由说。但此说显然与三千年前的实情不合。
毛诗云，髧，两髦之貌。髦者，发至眉，古代儿子事奉父母之装饰。若父母有先死者，于死后三日脱之，也就是弃掉髦饰，三年丧期满后又髦之，若二亲都去世，则永远不再髦饰。
这一说，则合乎毛诗“共姜自誓”的历史情境。我宁愿相信古人的眼睛而不愿相信今人的“诂”。
自古以来，即使是到了今天，婚姻都有自由和不自由之说。自由意味着可以自己做主，不自由则意味着要听别人的安排。这种情况不仅中国这样，外国也如此。周礼有规定，由于男女婚姻乃人伦之始，夫妇正，国家方能正，因而，贵族男女婚姻要有“父母之命”，要有“媒妁之言”。年轻人喜欢跟着感觉走，而作为过来人的父母，出于对子女的关爱，也出于对家庭对家族的关爱，干预子女婚姻，有利有弊，不能一概视之为婚姻不自由。古代贵族女子，交往面不宽，若待自己自由恋爱，恐怕会等白了头。古代贵族男子固然见识较广，但孔子说了，年轻时容易被血气冲动，任意而为，故“戒之在色”，父母出于家族繁荣的角度考虑，对未来的儿媳把关，无疑也是有利的。自由历来被认为是相对的，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的。对于青年男女来说，如果和父母沟通较好，而在那些相对开明的父母那里，也多少会考虑儿女的心思，这种情况下，父母做主也未尝不可。毕竟儿媳妇进了家门，是要和大家庭一起生活的，做儿子的也不能只考虑自己。事实上，根本不考虑儿女的感情，武断地干预子女婚姻，这样的家庭，也只是一部分，甚至可以说不是主流。
一个毫无家庭观念的人，他或她可以不考虑父母的意见，也可以不考虑旁观者的感受，然而，这样一个人，即便是如了他的意，遂了他的愿，他又如何在他自己的小家庭里筑起属于两个人的爱巢？
我们身边不也经常发生这样的事：一个女孩为了他心爱的哥哥，不惜离家出走，去追随她的情郎，可到头来，往往过不了多久，就灰头土脸地溜回了家门。善良痴情的女孩，这个时候还会怪母亲多了些世故、多了些功利、多了些理智吗？
现代爱情和婚姻，应该说已够自由了吧。然而，在爱情的抉择和婚姻的去留问题上，痛苦依然是萦绕在人们心头的幽灵。“爱人结婚了，新郎（或新娘）不是我。”这样的怨言为何经常回响在我们这个世纪？这又岂关自由不自由？
请欣赏:
请给我换一个看看！ 拜托，快把噪音停掉！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 Previous Chapter Next Chap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