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五年闰三月二十九日奏事员外郎张文彬等又向内务府传旨：“朕穿的石青褂落色，此缎何处织造？……”下令“严查”。经查：“石青缎匹，每年系苏州、江宁织送，做皇上服用褂面，俱用江宁织送之石青缎匹。”因而曹頫再次“罚俸一年”。见《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81~182页，中华书局1975年出版。
有些史料记载，曹頫在雍正五年又亏空“上用、官用缎纱并户部缎匹等项银三万一千余两”。见《故宫周刊》第八十四期，转自《红楼梦研究集刊》第十辑，第317页。
上面所述之连续两次“罚俸一年”，必定照办无误了。其所欠“银三万一千余两”，直到抄家时，乃至抄家后再未提及，应当说也已经补赔。如果这种判断是正确的，那么，在雍正眼里，曹頫既已是“原不成器”之人，做江宁织造当然就不合适了。在这种情况下，正常做法，就应将其免职了，但雍正是如何做的呢？
（三）曹頫“骚扰驿站”的真情
当时江南三织造按惯例轮流督运，进京述职。曹頫在雍正四年已完成督运，到五年本该轮到雍正亲信苏州织造高斌督运了。但是奇怪的是，雍正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却发出如下的上谕：奏事员外郎张文彬等传旨，谕内务府总管等：本年系高斌回京之年，奏请另派官员署理其缺，高斌不必回京，仍著曹頫将其应进缎匹送来。钦此。见《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80页，中华书局1975年出版。可将此事与康熙五十四年曹顒带病进京，因而病故任上相比较，当时在曹顒病重情况下，都没有打破惯例，现在怎么莫名其妙地，上谕一定要让刚刚督运过缎匹的曹頫再次将绸缎送京呢？——这是第一个不正常。
当时进贡的绸缎不采取河运，是担心潮湿掉色，而是通过陆路。这就有一个与沿途州县协商勘合外，多加夫马的问题。即使山东巡抚、雍正宠臣塞勒额在雍正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参奏中也不得不说：在州县各官则以为御用缎匹唯恐少有迟误，勉照旧例应付，莫胆理论；在管运各官则以为相沿已久，罔念地方苦累，仍照例收受，视为固然。见《曹頫骚扰驿站获罪结案题本》，转自朱淡文《红楼梦论源》第80~81页。由于这是押运“御用”品，从上述的“旧例”、“相沿已久”、“视为固然”等词可看出，曹頫是按照惯例来做的。
然而，塞勒额却参奏曰：伏祈我皇上敕下织造各官，嗣后不得于勘合之外多索夫马，亦不得于廪给、口粮之外多索程仪、骡价。同上。对此，雍正则于同年十二月初四日降谕旨曰：朕屡降谕旨，不许钦差官员、人役骚扰驿递。今三处织造差人进京，俱于勘合之外，多加夫马，苛索繁费，苦累驿站，甚属可恶！见《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82~183页，中华书局1975年出版。11天之后，即同年十二月十五日，雍正帝又降谕曰：江宁织造曹頫审案未结，着隋赫德以内务府郎中职衔管理江宁织造事务。同上，第184页。依据上述史料，曹頫与地方驿站商议在勘合外，多加夫马，究竟有何错误？
曹頫运送的是“御用”品，不能“少有迟误”，而他并无自己的夫马，不让地方多加夫马，若不能及时运到，罪责谁负？这是其一。其二，曹頫这样做，完全符合惯例。——也就是说，曹頫这样做，本是无可厚非的。
然而，塞勒额却参奏曹頫，雍正则说曹頫的行为“甚属可恶”，还说“朕屡降谕旨”。若雍正果真对此事“屡降谕旨”，塞勒额怎么在参本中也没有提及？何况迄今为止，并未发现雍正在此前有过这方面的谕旨。
隋赫德接替曹頫管理江宁织造事务后，雍正对于曹頫是怎样处理的呢？
据《曹頫骚扰驿站获罪结案题本》载：查定例，驰驿官员索诈财物者革职等语。……应将员外郎曹頫革职。……其曹頫等沿途索取银两虽有账目，不便据以为实，应将现在账目银两照数严追，令交广储司外，行文直隶、山东、江南、浙江巡抚，如此项银两于伊等所记账目有多取之处，将实收数目查明，到日仍着落伊等赔还可也。转引自朱淡文的《红楼梦论源》第86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由此可知曹頫在此事后便被革职了。之后，还让他将全部银两赔出，并且不能按曹頫的账目，而按各省巡抚所记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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