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史 天朝落日余晖宫禁奢华往事:最后的紫禁城   》 溥仪在行动(3)      向斯 Xiang Si

  午后,诣北府,至鼓楼,逢弢庵之马车,曰:“已往苏州胡同矣。”驰至苏州胡同,无所见,余命往德国医院。登楼,惟见上(溥仪)及锼庵,云庄士敦已往荷兰、英吉利使馆。余定议奉上幸日本使馆,上命余先告日人。即访竹本,告以皇帝已来。竹本白其公使芳泽,乃语余:“请皇帝速来。”于是,大风暴作,黄沙蔽天,数步外不相见。
  日本公使芳泽和他的妻子为溥仪提供的适当的住宿正是公使夫妇自己的卧室,即公使馆里一套最好的房间。庄士敦追到了日本使馆,见到了溥仪,难以抑制他一脸忿懑。溥仪进入日本使馆一个小时后便独自休息。到黄昏时,他坐在接待室内接待他的心神不安、激动烦躁的醇亲王、疯了似的满洲贵族和一群喋喋不休的内务府官员,交替地倾听着衷心的祝贺和出于爱护的指责。溥仪如入五里雾中,摇了几次头,仍是一头雾水。醇亲王要求儿子立即返回北府。但溥仪在这一点上还是有几分清醒,坚决拒绝。
  溥仪的出逃,立即引起了北京的轰动,各种媒体纷纷以头版的大量篇幅进行报道。但各种报道因消息不确切,绝大部分纯系谣传。日本公使在这场舆论大战中成了头号攻击目标,第二攻击目标则是庄士敦。抨击最厉害的报纸是受新思潮影响最大的《京报》和学生们的隈地《晨报》。
  《申报》以显著位置报道: 《又一纠葛之因——溥仪之走日使馆》,《国内专电——溥仪偕庄士敦赴(东)交民巷》,《北京电——溥仪于大风中同庄士敦赴(东)交民巷》。关于段祺瑞对于溥仪出走的反应的报道更为引人注目:“段嘱外次(长)转告日使,任溥仪回自宅,民国当保证新优待条件之实行。”
  有趣的是,当时站在溥仪汽车两边踏脚板上的两名武装卫兵,知道自己责任重大,无法返回原岗位,便要求允许他们留在使馆区,他们就以皇帝溥仪的随行人员被留下。
  监视溥仪
  溥仪出走之后,段祺瑞执政立即召集特别会议讨论溥仪出走之事。随后,政府向报界宣称,政府希望溥仪回到北府,民国方面会严格执行新的优待条件。
  溥仪进入日使馆,不可能再回到北府。
  北京警察厅奉命加派警员,严密监视日本使馆。
  谣言四起。庄士敦听说会有一场变乱危及皇上溥仪的生命,便紧急约见日本公使芳泽,请求日方予以庇护。芳泽答应容考量之后再作答复。
  人们猜测逊帝溥仪会在日使馆长期居留。
  事实上,溥仪在这里逗留了近三个月,即从11月29日至次年2月23日。
  警察的监视也仅仅限于使馆之外,使馆内的溥仪依旧很自在,没有什么特别的限制。
  溥仪在这段日子里一直没有离开过使馆区。由于他的“逊帝”身份,各种应酬也非常多。他有时回访一些外交官,有时去庄士敦在英国公使馆的住处小坐,偶尔两人还一同在使馆区南部的一段城墙上散步——这段城墙将使馆区同外面中国管辖的地区分隔。溥仪对这段城墙印象极深,他从这里第一次看到了本应由他祭天的所在即古木参天的天坛,但遗憾的是看不见祭天的汉白玉大祭坛;他还从城墙上朝西北方向瞭望,看见了紫禁城闪烁的黄琉璃屋顶。
  其实,特殊身份的逊帝溥仪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尤其是在日本使馆的这两个月。日方通过庄士敦一次次提示溥仪,无论他去日本或是日本在满洲的关东租借地,都会使日本政府感到严重为难。
  溥仪没有得到他所想要的自由生活,反而却陷于更加颠沛和繁乱的生活状态中。他光临日本使馆,这里很快引来了大量的遗老遗少,使这里闹腾得乌烟瘴气。由于芳泽公使的交涉,段执政让步,溥仪的后妃带着她们的随侍宫女、太监都先后进入了日使馆。这么一大群人,三间屋子显然不够住,日方便干脆腾出一所楼房专供溥仪使用。这样,溥仪在日使馆又建立了他的“小朝廷”:“大清皇帝”的“奏事处”、“值班房”等都恢复了,依旧是全套班子,南书房行走、内务府大臣和几十名随侍、太监、宫女、妇差、厨役等,各司其职,各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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