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千辛万苦到达成都的杜甫,终于过上了几年安稳的生活。上元元年(760)春天,在老朋友彭州刺史高适及表弟王司马的帮助之下,诗人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旁建造起了草堂。草堂虽然简陋,生活依然艰苦,但一家人开开心心团聚在一起,自然也有道不尽的幸福,“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江村》),“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进艇》)。老杜结婚已经近二十年,二十年来诗人一直东奔西走,干谒旅食,与妻子相聚之日实在是少之又少,不经意间当年的新娘已经成了老妻。富贵之极的贾元春感叹“今虽富贵,骨肉分离,终无意趣”,“父女兄弟,反不如小家得以常常亲近”。如今老杜也许会感叹虽然清贫,但画纸下棋,敲针钓鱼,享受天伦之乐,也是心旷神怡。更何况邻里和谐,民风淳朴,多有素心人相往来,“邻人有美酒,稚子也能赊”(《遣意二首》),“邻家送鱼鳖,问我数能来”(《春日江村五首》,“西蜀樱桃也自红,野人相赠满筠笼”(《野人送朱樱》)。
可惜,这样的日子不能长久,他的悠闲是建立在友人大力资助的前提下,而这种资助并不稳定。一旦有变故,一家七八口人——他的妻子、三弟、两个儿子、两三个女儿的生计都会存在问题。诗人说他曾经参加劳动,“自锄稀菜甲,小摘为情亲”(《有客》),但对他而言这显然不是谋生的手段,只是休闲的方式。因此,草堂的生活并不总是浪漫的,“强将笑语供主人,悲见生涯百忧集。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百忧集行》)。在窘困之中,在生活的压力下,笑也勉强。而当暴风将屋顶的茅草卷走之时,诗人显然连勉强的笑容也挤不出来了。“蜀酒禁愁得,无钱何处赊”(《草堂即时》),“失学从儿懒,长贫任妇愁”(《屏迹三首》),这时剩下了之后愁了。他唯有向友人高适求救:“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绝》)。
代宗宝应元年(762)正月,严武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严武是杜老夫子的老朋友,经常率领随从到浣花村来看望他,也正是在他的资助下,杜甫翻修了草堂。不过,几个月后,严武调回首都,而成都又发生叛乱,杜甫只好留下三弟看守草堂,带着妻子儿女漂泊到梓州与阆州。直到广德二年(764),严武重任剑南东西川节度使,杜甫才回到成都草堂。这年六月,在严武的推荐下,朝廷任命杜甫为节度使暑中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杜甫盛情难却,也为了缓解家中的经济压力,硬着头皮上任了,“已忍十年伶俜事,强移栖息一枝安”(《宿府》)。幕府工作是枯燥的,距离浣花村较远,他不得不一个人住进幕府里,“束缚酬知己,蹉跎效小忠”(《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杜甫早年患有疟疾与肺病,如今“白头趋幕府”(《正月三日归溪上》),心情不好,长久坐在办公室里,感觉身心疲惫。但即使这种日子,对晚年的杜甫而言也是难得的奢侈。永泰元年(765)年四月,严武暴病身亡,杜甫在成都失去了最后的依靠,就离开了草堂,出川而去。也有传闻说杜甫触怒了严武,严武欲杀他立威,老杜见机而走。
大历元年(766)的夏天,杜甫来看蘷州,他在这里停留了一年零八个月,但却留下了四百五十余首诗,平均两天一首,几乎占据了他诗歌全集的三分之一。尤其是他的律诗,更是达到了顶峰。看这首《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衮衮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由于蘷州都督柏茂琳的照顾,杜甫这一年多的生活也算平稳。据说为了风痹,他养了上百只乌鸡,还在城东有四十亩的果园,甚至还有了不少仆人,诗人经常在诗歌中提到的就有阿段、信行、伯夷、辛秀等。不过,在诗人看来,蘷州虽好,也非久留之地,晚年的杜甫思乡之情日益浓厚。大历三年正月,杜甫带来全家,乘着木船,出峡来到江陵。但江陵的生活显然是他始料未及的,“苦摇求食尾,常曝报恩腮。结舌防谗柄,探肠有祸胎”(《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日子一天比一天苦,身体一天比一天差,诗人茫然了,“更欲投何处?飘然去此都”。晚秋的时候,诗人飘零到湖北公安县,但公安并不太平,他乘船继续南下,来到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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