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武宗这种不合作态度，刘健、李东阳、谢迁除了连续上疏请诛刘瑾等宦官，还同时以辞职作为威胁。这给了刘瑾一个上位的机会，将托孤大臣一扫而光，仅仅留下了李东阳一人。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正德元年（1506年）十月，刘健、李东阳和谢迁等大学士在内阁和当时的司礼监太监陈宽、李荣、王岳商量要里外呼应逼武宗除去刘瑾等人。结果消息泄露，刘瑾先发制人，夺了司礼监的权，使外臣失了内应。第二天早朝，群臣刚要伏阙请旨，宫中就放出了保全刘瑾的圣旨。刘健和李东阳等人知道事情已经不可为，于是再次上疏乞休。按照惯例，辅臣乞休，必须等三到四次请求之后才能应允。可是刘瑾等人唯恐刘健等人去得稍慢，夜长梦多，于是撺掇武宗立即准奏。可是为什么独留李东阳一人呢？其实，大学士们请诛刘瑾的奏疏是由李东阳执笔草就的，不过在内阁议事的时候他的辞令较为缓和，所以宦官们以为他并不是主事之人。况且辅臣尽去必会引起更大的风波，刘瑾也确实需要一个在朝臣和皇帝之间周旋的人，于是他选择了李东阳。李东阳又是何等无奈。
事实证明，李东阳留在政治中心是起了极大积极作用的。刘瑾表面上对李东阳非常礼敬，李东阳也对刘瑾采取了委曲求全的态度，但并未与他同流合污。李东阳不仅要避开刘瑾对他投来的明枪暗箭，还要时时对遭遇刘瑾迫害的正直大臣进行营救和翼护。在刘瑾被诛的正德五年（1510年）之前，李东阳救护过的人之中就包括了前大学士刘健、谢迁，还有后来设计除去刘瑾的杨一清。若无李东阳的弥缝其间，则刘瑾乱政的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明史》称善类赖东阳以扶持，所全不少，又说“大臣同国休戚，非可以决去为高，远蹈为洁，顾其志何如耳”，这是对他历史功绩的肯定。
然而，一时的隐忍和委曲求全使李东阳陷入了舆论危机。在送刘健和谢迁归田的时候，东阳不禁黯然泣下。刘健正色对他说：“有什么好哭的？要是当日你与我们一起力争，今天就跟我们一起走了。”这或许是责备他的话，认为他的立场不够坚定；又或许刘健的言外之意是，幸好还留有李东阳在庙堂之上，不至于使皇帝身边一个能用的人都没有。无论他的意思是怎样的，士论对李东阳的保留原职都是有很大不满的。有人用“声名高与斗山齐，伴食中书日已西。回首长沙芳草绿，鹧鸪啼罢子规啼”的诗句讽刺他留恋北京的相位，不如早日退休回老家。甚至招来了“伴食宰相”的恶名。李东阳的门人罗玘还曾写信给他，不仅劝他及早隐退，甚至还要与他划清界限，削去自己的门生籍。史称，李东阳看到这样的书信，“俯首长叹而已”。其中的苦涩当时又有几人能体会？
李东阳的一生可算位极人臣，然而他的一生很少走出北京这座城市，这座城市也给他留下了太多的悲伤。李东阳兄弟四人，他是长兄，可是三个弟弟纷纷英年早逝，这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悲伤。然而悲伤并未到此为止。东阳亲生有三子，长子兆先，善为诗歌古文，年少而负盛名，年二十七岁而亡；次子兆同，早慧，十岁而殇；三子午孙，未周岁而夭。竟然没有一个人能为他养老！暮年的李东阳身边只有已故四弟的儿子兆蕃陪伴。他的一生中不断地看着自己的亲人一个个离去。连续的丧亲，让他的身体状况非常差。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人会恋栈权力。如果有机会，他确实想离开北京，去往山水秀美的江南。弘治十二年（1499年），他五十三岁的时候曾计划在宜兴或者武进置业定居，可惜未能实现。
抛开庙堂之上的政治纷争，李东阳终归是个文人，生命中的悲伤和孤单只能寄情于山水和文艺，他性格中最爱的还是吟诗为文。明初以后，源自台阁宰辅的“台阁体”诗歌流行，这种诗作内容多是歌功颂德，形式多是四平八稳，甚少新意。李东阳开创了新的诗歌创作路线，处处可见真性情。他在《怀麓堂文稿》卷九《倪文僖公集序》中，认为文章有馆阁、山林二体，“馆阁之文铺典章，裨道化，”而“山林之文尚志节，远声利，清耸奇峻，涤陈薙冗，以成一家之论。”他身处台阁而主文柄，又喜欢“以诗文引后进”，所以对改变时代风气具有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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