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回到本讲的题目上来:五四之后,胡适与鲁迅终于作出了不同的选择,而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这本身即意味着发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北京大学教授的分化。
于是,研究者注意到了1925年胡适与鲁迅的不同走向——
2月1日,胡适参加段祺瑞政府组织的“善后会议”。
2月13日,北京各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来函,请胡适任国民会议组织法研究委员。
3月,被聘为“中英(退还)庚(子赔)款顾问委员会”中国委员。
4月中旬,沿太平洋各国在夏威夷举行国民会议,胡适被推为代表。参看孙郁:《鲁迅与胡适》,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页254。
年初,鲁迅因写了《咬文嚼字》(1月)、《青年必读书》(2月)遭到围攻,鲁迅说他“碰了两个大钉子”,“署名和匿名的豪杰之士的骂信,收了一大捆”《华盖集·题记》,《鲁迅全集》卷3,页4。,被横加“卖国”的罪名。《聊答“……”》,《鲁迅全集》卷7,页258。
8月14日,因支持女师大学生,被段琪瑞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免除教育部佥事职。
9月1日至次年1月,因气愤和劳累过度,喝酒太多、抽烟太多、睡觉太少,致使肺病复发,前后计四月余。《鲁迅年谱》(增订本)卷2,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页173、181,页232—233,页242。
当胡适日渐接近于权力中心,不免有几分春风得意时,鲁迅却被免职,并陷入身心交瘁之中:这或许是有某种象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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