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 日知錄   》 （錄自《日知錄導讀》）      顧炎武 Gu Yanwu

　　導言
　　作者：趙儷生
　　一
　　《日知錄》的作者，是顧炎武。
　　有關顧氏的生平，讀者可參讀《清史稿》 481 《儒林傳（二）》中的顧傳和全祖望《鮚埼亭集》 12 中的《神道表》。近出書中，有本書著者所著《顧亭林與王山史》中的顧氏的《新傳》，可供參讀。根據《導讀叢書》編委們的意見，《導言》重在一個“導”字，對作者生平及著述的版本等，不宜寫得過分冗長。謹遵此旨，將顧氏生平蓋括簡述如下。
　　顧氏生於明萬歷41年，卒於清康熙 21 年，公歷為1613 — 1682 ，終年（虛齡）70 歲。南直隸昆山縣（今屬江蘇省）之千墩鎮人。原名忠清，學名絳；入清朝後更名炎武，字寧人，人稱亭林先生，又曾署蔣山■。平生活動，可分為三個明顯的段落。
　　第一段，自出生至明亡（公元 1613 — 1644 ），約31個年頭。自14歲入昆山縣學，計學習、自修 18 個年頭。在此期間，他在出嗣祖父的指導培養下，打造下有關傳統文化典籍及其當時政治、經濟構架的深厚與堅實的基礎。沒有這個基礎，他一生中開擴性的學術發展將是不可能的。第二段，自清順治元年至 13 年（公元 1645 — 1656 ），約 12 個年頭。在此期間，他在江南地區對滿清軍事貴族入主中原的統治，做了旗幟鮮明的以及秘密串聯的反抗活動。他以南京為居住地，北到淮河上的清江浦和王傢營，東到太湖。在活動的同時，他已展開了幾部代表性著作的發韌工作。第三段，自清順治 14 年至康熙 21 年（公元 1657 — 1682 ），在這大約 25 個年頭中，他離開江南，到北方的齊、魯、燕、趙以及秦、晉等地區，做了許多帶政治性的學術活動和人際活動，進行了若幹調查研究工作，最終寫出了大量具有很高價值的專著和詩文。
　　他一生的思想，似可歸納為如下的四個主要點。第一、在政治方面，他堅持反對滿州軍事貴族入主中國，堅持恢復明朝帝國和漢人自己的統治。對這一點，我們需要分析，其中某些愛國主義，值得繼承；某些狹隘民族主義原則，則已與後世的多民族大家庭的現實不相適應。第二、在認識論和學術方法論方面，他主張“下學而上達”，即從可靠和堅實的感性基礎上嚮理性上升。從他一生的實踐中看出，他強調“下學”的努力是令人欽服的，相對地他嚮理性、嚮抽象前進的能動性，則稍嫌不足。第三、他的學術風貌，被後世叫做“經世濟用”之學，這樣一種學風，在清初由顧氏倡導，到清末鴉片戰爭以後，又被一些學者所繼承和發展（衹乾嘉的純考據之學不如此），成為振興民族富強國傢的一種號召。因此，後世考據傢奉顧氏為創始者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因為：（一）乾嘉考據脫離政治、逃避政治，而顧氏則熱情擁抱其當前社會民生的每一樁現實；（二）顧氏強調感性材料，引發出來的是大關節目上的大考證，而乾嘉學者逐漸流為瑣節考證。第四，在政體上，他堅决反對明朝專製主義中央集權的不斷強化，這一點無疑是好的，同時代學者黃梨洲（宗羲）與他有相同的見解；但顧氏為了抵製和修補中央集權，卻不斷提出“地方分權論”，而在當時，地方分到權又無法不落入縉紳的手中。因此，顧氏的這一思想，其精華與糟粕的組合如何，是頗值得後進學者研究分析的。
　　顧氏平生的很多行跡，在同時代學者中也是罕見的，值得後人研究。如他在 33 歲時英勇參加了蘇州城的和昆山城的抗清起義；如他在 43 歲與 56 歲曾兩度入獄，一度在鬆江，一度在濟南，前者是殺人案，後者是文字獄（即思想犯罪）；再如他有很多經濟活動，在山東章丘一次買田一千畝；在山西雁門集資開墾荒地，興辦水利；至於與傅山合夥創辦票號，則是尚缺乏充分證據的事，但正如章太炎一再指出的，顧氏善於經營操持，以一位南方人在北方旅居 25 年，未見財力方面發生什麽窮窘，這一點也頗值得留意。
　　顧氏善於交友。他的朋友中，有秘密抗清的戰友，有研討學術的同道， 有做詩的朋友，有私淑的弟子，有得力的親戚。青年時期的朋友，有歸莊 （玄恭）、吳炎、潘檉章以及萬壽祺 （年少）；在山東的朋友，主要有張 爾岐 （稷若）、馬 驌 （宛斯）；在山西的朋友有傅山 （青主）、戴廷 栻 （楓 仲）；在陝西的朋友有李顒 （二麯）、李因篤 （天生）和王宏撰 （山史）； 在淮上的朋友有王略和張弨 （力臣）；在北京的親戚有徐乾學和徐元文； 私淑弟子主要是潘耒 （次 畊）。過去研究一個歷史人物，開始往往先做他 的 《交遊考》，不是沒有道理的。如對顧氏，假如緣着他友朋的若幹綫索， 是會追尋出很多很多東西來的。到目前為止，其中未發之覆，尚不衹一處兩處。
　　他平生著述甚富。其中具代表性的三種：《音學五書》、《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 《音學五書》是一部十分精闢的音韻學專著，對後 世人更精密地閱讀、理解先秦經典，開闢了重要的道路。《日知錄》是平生精讀史書、融會貫通後，抽繹其心得體會寫出來的若幹條精彩札記。《利 病書》是一部自青年迄老年陸續抄集社會經濟和政治資料 （最主要是明代） 的叢輯，由於若幹年中不斷增補，有時不免顯得叢剉；但這是一部體現 “經世濟用”精神最顯著的成品，被後世人使用的幅度也大。其餘著作尚多，讀者可參看王遽常《顧詩匯註》末附的 《亭林著作目錄》 （該書頁 1325 — 1327 ）。顧氏著作中有佚去者，有數種稿本互有出入者，有後人傳抄不免 魯魚亥豕者，甚至個別有偽托者，故認真料理顧氏全部遺著，至今還是一樁未開工的大工程。
　　二
　　關於 《日知錄》一書的寫作和刻印情節，也應該在這裏說一說。
　　大體看來，《日知錄》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中一面創設條目、一面 不斷增殖材料精化論點、一面又不斷改寫 （由短段變長段、或由長段變短 段）而成的。 《日知錄》的《目錄題辭》說 “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 其有不合，時有改定”；這裏未說明開始的年代。 《利病書序》說，“崇 禎己卯，秋闈被擯，退而讀書” （見《顧亭林詩文集》頁137），是年為崇 禎 12 年、公元 1639 年，顧氏 27 歲。以此為發軔年代似乎稍嫌晚了一點， 但也衹好如此了。
　　大概從一開始，顧氏對 《日知錄》就已經有了三項內容的設計，即一、 經義，二、治道，三、博聞。所謂 “經義”，就是以新義詮釋古經；所謂 “治道”，就是分析社 會經濟情況，以取得社會興隆之法；所謂 “博聞”， 就是一些非要害的輔助性知識，有時這類知識也頗有用場。從一封顧氏給 他三外甥徐元文的信裏得知，寫信當時， “經義”部分尚未做完，已經有 十捲之數； “治道”部分，尚須待 《實錄》讀完才能動手 （《詩文集》頁 196 ）。這封信反映了 《日知錄》寫作過程中草稿形式與印本形式間的若幹差距。試觀原 “經義”部分未做完已超十捲，而在 8 捲本中衹占三捲， 32 捲本中衹占七捲的情況看來，印本是精煉過、凝縮過的。
　　最初拋到公衆面前的，是 8 捲本。此本刻行於康熙 9 年 （ 1695 ）顧氏 58 歲之時。刻印甚精緻，但內容則較最後成品為單薄，為簡陋。顧氏自己 說 “三十捲已行其八，而尚未愜意” （《詩文集》頁 70 ）。顧氏是十分謙虛的，他總是說 “昔日之得，不足以自矜；後日之成，不足以自限” （《詩 文集》頁 29 ）。但有時，他也流露出自負的語句， “近二百年來未有此書， 則確乎可信也”。 （《詩文集》頁 251 ）這句話是什麽意思呢？根據我的私 見，是指馬端臨。馬為南宋末之人，下距顧氏約二百八、九十年，粗言之 則曰 “ 二百年”。顧氏這段話假如翻譯成白話，那將是， “ 自從馬端臨 《文 獻通考》以後，還沒有過這樣水平的書。”李慈銘老眼銳利，他在 《越縵 堂讀書記》中寫道， “ 嘗謂此三十二捲中，直括得一部 《文獻通考》，而 俱能自出於 《通考》之外”。為什麽說 “ 出於 ?? 之外”呢？據私見所及， 是指顧氏的形式更靈活了， 《日知錄》的框架小了，但內容更精深了。
　　康熙 34 年（公元 1695 ），顧氏逝世後 13 年，他的私淑弟子潘耒在福建建陽刻成《日知錄》 32 捲本行世。 25 年前行世的 8 捲本，僅收錄 140 條 （我個人 25 年前說據聞為 771 條，實誤，特此訂正），現在增殖為 1015 條了。後來的《日知錄之餘》 4 捲，又增加了 102 條。這 102 的數字，是否 應該和 1015 條的數字加到一起呢？經慎重考慮，是不應該。理由是，假如我們拿初稿、二稿、三稿等平列在一起成為若幹條的話，將産生嚴重的統 計重複現象。故我們僅考慮黃侃 《校記》中增益的兩條，獲緻結論說。《日 知錄》成型條段，總不超出 1020 條之數。
　　顧氏寫這麽一千多條的目的何在呢？顧氏自己說“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而未敢為今人道也。” （ 《蔣山■殘稿·與人書》，見 《詩文集》頁 104 ）在此，見出顧氏較黃梨州氏更為詭譎。黃氏 著 《明夷待訪錄》，其 《題辭》雲，“吾雖老矣，如箕子之見訪，或庶幾焉”，由此遭到多人的置疑，謂梨洲晚年有出仕滿清之志。顧氏雖知其一己在 《日知錄》中所論，“同於 （梨洲）先生者十之六、七”。（《詩文集》頁246 ）但顧氏思想更為周密，他說，我的這些 “道道”是僅僅提供復明運動成功後的人們參考的，不是提供當今康熙爺及其臣僚們參考的，所 以 “大膽懷疑”的酸溜溜的人們，就衹能懷疑梨洲而不懷疑亭林了。
　　三
　　現在，我們應該觸及到一個問題了。這個問題是：顧氏當年是 存了什麽心、立了什麽意 ，要寫出像現在模樣的 《日知錄》來 呢？關於這個問題， 不可能考證，因為顧氏未留下這方面的資料；衹能進行揣度；這揣度，又 衹可能是合乎事理邏輯的揣度，不然，便不可能取信於讀者，或者說，不能把讀者說服。 我現在說，當年顧氏存的心、立的意，是對傳統史書所存在的 局限 和 缺陷 ，企圖進行彌補。為此，我底下的一大片構思出來的話，衹能從傳統 史書的局限和缺陷說起。 無容否認，歷代史書是有局限和缺陷的。這也就是說，任何一部史書， 對還原其歷史的真實形貌來說，都是有距離的。歷代史書，總是一方面還 原了一些真實形貌，另方面又疏漏了、乖離了一些真實形貌。這就是後代 史傢需要不斷加工的客觀根據之所在。
　　以上所說的局限和缺陷，計包括實質性的局限和缺陷，又包括從形式方面産生的局限和缺陷。前者指，在史料方面原本就存在着短缺，其中一些即便後人使盡生平氣力也補不過來的。在史論方面也往往存在偏見，有時偏見很多很重，當時的發議論者或者感到是公道的、合理的，可是後世人的觀點不知不覺又變遷了許多、宏觀了許多，感到原來的議論不夠公道、 不夠合理，這就需要來重新論定。
　　形式方面帶來的局限，就更明顯了。自然，任何形式問題說來說去，總不免與實質問題又糾纏到一起。但為了保持邏輯脈絡的清晰，不能不專就形式方面的局限和缺陷來立論。這裏我們所指，是說任何史書總脫不掉 要憑藉一定的形式而表現出來，譬如像史學史中所經常羅列的什麽編年 體、紀傳體、紀事本末體、 “通”體，等等。須知，古人創發這些“體”（即形式），都是煞費了苦心的，因而是值得後人尊敬的，但這衹是問題 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是，不管古人煞費了多少心思，局限和缺陷又總是 不可避免、不可排除的。
　　具體來說，譬如 “編年體”，以很古老的 《春秋》及與之相輔的 《左 傳》、以及更晚出的 《資治通鑒》來說，時間年月的眉目是比較清爽了 （當然仍不排除有誤差）；但在人物形象和事件節奏方面，就每每露出不足。《左傳》的作者似乎有鑒及此，就進行 事件的重點描寫以資彌補，特別對於戰役 （如城濮之戰、邲之戰和鞌之戰等），特意增加了超乎尋常的文字 段落，這實際上已經暗示史書中對 “紀事本末”體裁的客觀需要了。但反 過來說， “紀事本末”體的局限就更大，把一樁樁重大歷史事件寫的像一 座座孤島，必須對編年體史書相當嫻熟的人方可在腦際將這些事件串聯在 一起，而在尋常讀者中能這麽串聯起來的人怕不是很多的。因此，史實的 總體觀念從 “本末”中怕還是不容易獲取的。
　　再譬如“紀傳體”這是 “二十四史”（或云“二十五史”）的傳統形 式。由太史公司馬遷創發，後世史傢源源相隨。但是，“紀傳體”史書的 局限和缺陷，也是非常明顯的。“本紀”，實際上是皇帝們統治 時期的大事紀，在太史公筆下尚可遊刃有餘，到後世史傢手裏，就成了幹巴巴的政 事排比堆了。重大事紀，每每缺乏重點的紀述；對重要帝王和大臣，也每 每缺乏重點的描繪。好皇帝和壞皇帝間無大差別，清官與貪官也衹平列雜 厠在一起。有人會說，在“本紀”裏找不到的，你到“列傳”和“志”（“書”）中去找尋補充嘛。但我們回答說，這種補充，有時可以找到，有時找不到。 並且一個人、一件事，假如我們把它的有關資料分為若幹片斷，按照寫作 人當時的心情和手法，這裏塞一點，那裏塞一點，組織到各不相謀的“紀”、“傳”、“志”、“書”中去，這對後世讀史人造成的後果會是什麽呢？我們說，除開一些特具考據癖的人之外，很少讀者會做到這邊查一查、那邊對一對，最終把事情湊成一個完整的團塊的。這就是“紀傳體”史書局 限性之所在。
　　再說“通”體。我所謂“通”體，是指以“三通”（《通典》、《通 志》、《通考》為代表的、以“事項”作為劃分標準的、上下古今通起 來的大型史書。所謂“事項”，是指譬如田土、賦役、財政、稅收、兵務、 漕運、邊境少數民族等。對這些大事項的編寫，自然也脫不掉年月、人物、山川、州縣等的敘述，但其總目標是寫 “事項”的。專寫“事項”，絶對 有必要。但往細處說，就不免粗了許多。在情節方面，它不可能面面俱到。
　　由上所述，就必然追到一個方法論的問題上來，即邏輯的劃分和分類 的必要及其局限性問題。具體地說，任何人進行任何種科學研究，都擺不脫對研究對象進行劃分和分類的這道工序。但從另方面說，任何的劃分和 分類又都是有局限的，宇宙事物就有那麽一部分似乎可以劃到這一類、又 似乎可以劃到那一類，但又劃到這一類中不合適、劃到那一類中又不合適 的情節。這應用到史學形式的問題上，像“編年體”、“紀傳體”、“本末體”、“通”體，就都是劃分和分類的後果。這些劃分和分類，締造了很多方便。但也遺留下了諸如上述的若幹局限與缺陷。
　　有局限與缺陷，就需要彌補。怎樣彌補？想來，這樣問題在後世史傢的腦際一定是多次盤算過的。有些彌補方式，看起來已經不宜於采用，或者不宜於多次地采用了。例如，重新寫一部；新的一部往往剋服了某些舊的一部中的缺陷，但同時又往往喪失了舊的一部中的某些優越性。觀《新唐書》之於《舊唐書》、《新元史》之於《元史》，便可體會出來。即便 重寫一部 “通”體，也不是太需要了。後來的皇傢，集中一些編修們一部 一部地泡製，效果也不見得好，衹不過顯示某位皇帝老子的稽古右文罷了。 為今之計，衹有尋覓小專題去做。顧炎武采用的，正是這個方法。但采用 這種方法也並不簡單易行，因為這樣做並不是隨隨便便可以出成績的，這 裏必須獨具衹眼；而這種獨具衹眼，又並不是憑白無故産生出來的，它是 在飽讀群書之後，經過審問、深思、明辨的精確化歷程，才能獲得的。《日 知錄》作者顧炎武，正是在歷煉了如上歷程之後，纔存心立意來寫《日知錄》的。
　　我設想，當年的顧氏是一定發現了如下的一些情況的。第一、過去的 史傢和史書，還有許多不曾留意過、處理過的一大堆問題，需要後世的史 傢和史書重新拾起來料理。第二、有許多問題，過去的史傢和史書並不是 不曾接觸過，接觸是接觸了的，但一晃就過了。特別在斷代史中，更表現 為各說各的，碰不到一塊。如宦官，唐說唐的宦官，宋說宋的宦官，明說 明宦官，在整個中國封建史上，宦官起一種什麽樣的總作用，有什麽多樣性，沒有誰歸納、梳理。再如中央政府首腦部，漢是一個樣子，唐是一個樣子，宋又是一個樣子，明又是一個樣子，萬變不離其宗，專製主義一直在強化。假如我們從史料堆中，把這裏一點點，那裏一點點，這裏一小堆，那裏一小堆，湊成一塊，聯繫起來看，那將不僅僅是量的增加，而是質的 移行了。連看法都會改變。第三、過去的史傢和史書中，不排除有錯誤。有時，錯誤還很多，很大。就像《史記》，一方面我們崇拜它，崇拜它在 規模、體製和文筆方面的始創性；但另一方面，《史記》的荒謬、舛誤 之 處，又何衹一處兩處！ 《史記》尚且如此，其他史書又遑足論！因此，訂 正和矯正，就成為後世史傢的先天責任之一。清中葉考據之學興盛，部分根源即在於此。但要訂正一件事，矯正一樁謬誤，卻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不掌握致命性的根據，要輕而易舉翻前人舊案、後來成為笑柄者，大有其 人其事的存在。故獲緻新判斷，其難度往往很大。第四、在議論方面，可變率更大。特別在社會意識方面，如什麽習俗、流尚、風氣這些方面，見 仁見智，不同更甚。有些後代的訂正，不少是越訂越正越準確，但也有不 少後面的訂正反不如被訂正者之準確，也是經常遭遇到的。
　　我設想，在顧氏安心立意要寫一部像《日知錄》模樣的書出來的過程中，如上的這些問題，一定會涌現在他的心頭。
　　四
　　底下，我準備用舉例來說明我如上的設想。
　　例一
　　貨幣是社會流通的媒介。歷史上除後來的紙幣（皮幣也包括在內）外，都利用金屬，即黃金、白銀和銅。在上古、中古、近古的這幾個段落中， 各有偏重。而在斷代史的 《食貨志》一類的篇章裏， 則表現為零星點滴地 說一點。顧氏是很重視社會經濟的，故對貨幣金屬，感到有將有關資料綜 合起來予以縱觀的必要。他開始在《日知錄》 8 捲本中就寫了關於“銀”和“銅”以及“錢”的條段，黃金尚未及寫。我們從後人補輯的 《日知錄之餘》中見到，有關黃金顧氏寫了好多條散落的短札記。到 32 捲本中我們看 到顧氏將《之餘》中的那些散落條段凝煉地寫成 “黃金”這一大條。竊嘗以為，“黃金”這條是《日知錄》中質量很高的條段。
　　漢朝，特別是西漢，是使用黃金量最大的朝代。主要用於賞賜。自然，賞賜本身也是一種流通；並且一旦賞賜到文武貴族手中也並不全部貯存在 櫃中不予動用，而是絶大部分投嚮了交換。戰國到西漢是上古期貨幣交換 經濟相當發達的年代， MaxWeber 把這種歷史段落叫 “古代資本主義”。馬剋思叫“古典經濟”。漢代用金數量之巨，值得驚訝。一次在 5 千斤、 7 千斤、萬斤之數。從這裏，就引發出問題。譬如，有人引《尚書·孔疏》的話說，古時金、銀、銅、鐵，統名曰 “金”，西漢的 “金”是不是銅？ 經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一度討論，仍無法否認西漢的大量黃金的存在。再譬 如，這麽多黃金如何支付？這個問題有人引 《漢惠紀》顔 《註》解决了， 即以錢一萬枚頂替黃金一斤。用錢作為金的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而漢朝的鑄錢量一直是非常巨大的，不必擔心無法支付。
　　兩漢以後，黃金用量逐漸減少。到元朝賞賜黃金仍有記載，但單位不以“斤”而以“兩”計了。這是為什麽？顧氏十分肯定北宋大臣杜鎬答宋太宗趙光義的話，說後世佛事用金（偶像的鑄造和鍍飾）太多。二十世紀的史傢也衍用此說。但後世富貴婦人裝飾用黃金，恐亦是黃金占用的途徑之一。
　　中古時期自然經濟占主流，社會交換多以𠔌物布帛為手段。唐中葉以後，特別是宋、金、元、明、清，白銀成為重要的貨幣金屬。後來逐漸鑄為銀鋌和銀元。經顧氏在《日知錄》中寫成條段以後，人們的看法較前係統化了，知道黃金和白銀是分別在上古和近古被采用的主要貨幣金屬；而銅鑄為錢，是社會上流通最廣的基層輔幣，銅特缺時以鐵代鑄。至於這些 貨幣隸屬或金屬貨幣，使用到人民繳納國稅的方面來，又引發了國傢財經 政策的重農和重商的討論，也是歷史上的一大問題。由此可見，顧氏就這些做出總結，推嚮後代，引發出不少新課題的研究，這不就是對傳統史書的一種彌補和推進嗎？
　　例二
　　在機械動力大量出現之前，人們主要倚靠生物動力。所謂生物動力，主要包括人力和畜力。畜力的畜，包括牛、馬、驢、騾、駱駝等。牛是古老的土著；馬、驢、騾、駱駝，則或早或晚自西部、北部邊境以外或以內 的少數民族傳來，在中原文化生活中起很大的作用。作為一種新鮮品種或 異樣品種，在中原文獻中每每留下痕跡。
　　顧氏對這些，都給予了充分的留意。他更將此引伸到另一個特殊領域 ——戰爭。古人車戰，車用四馬駕駛，車上立三人，中為禦者，左為指揮員，右為輔佐人。在平地作戰，大體如此。但晉國多山地，戰車不利，晉人與赤狄交戰，感受特深。於是改用步卒單騎，趙武靈王 “鬍服騎射”，不過是總結了這一長期變革的階段性標識而已。
　　馬驢可以交配，成為混血種。混血種較原血型後裔會具有某些優越性，也逐漸為人們所認識了。雄驢雌馬，所生為騾；雄馬雌驢，所生為■。後世人逐漸認清騾能任重致遠的特性，故逐漸被人們普遍飼養和役使，成為一種重要的生物動力源。
　　封建王朝，除皇廷有御馬廄、監外，多在水草相宜處設養馬苑、監。 但實際需要，特別是戰爭年代，還要大得多。所以鼓勵民間養馬、或者將 馬駒派給民戶養大，成為一種差役，或者成為優免差役的一種根據。這樣養馬業，本是一種動物馴養業，後來卻同國傢和人民間剝削與被剝削關係 挂起了鈎來。還有一些個別朝代，怕農民養馬會有助於農民起義軍的往來 馳驟，遂禁民間養馬。
　　顧氏有見於此，就在“小人所腓”、“騎”、“驢騾”、“馬政”諸節札記中，對生物動力與戰爭技術以及民間徭役三事聯繫起來，做出一些跡近專題的研究小筆記，這對於後人的將史學嚮前推進，是很有助益的。
　　例三
　　政府結構，是史學中的重要課題。民間結構如何？基層結構如何？層 層結構直到極權者——皇帝，其關係又如何？這些，都是我們當代人要寫 的 《中國官製史》的當然內容。 “三通”書中，已經涉及到了。但說法或 多或少顯得 “形而上”，那就是說，有一說一、有二說二，不註重 “一” 與 “二”中間的關係和衍化，不重視比較和聯繫。顧氏已至十七、八世紀， 時代新了，感到聯繫的必要，就把官製史爬梳爬梳，理順一番。顧氏一領 先，乾嘉學者步趨其後，於是正如章太炎所說，清三百年來之學，不過地 理、官製，其餘甚痟。其實，就是地理、官製，也還有不少遺 留的問題。 並且，顧氏研究官製，還有一個思想問題貫穿其中，也就是說，顧氏是反 對中央集權的過甚的，是主張地方分權的，因此，他更有必要從層層官製 中覓取中央集權不能過甚、部分權力必須下放地方的有說服力的根據。
　　顧氏的研究是由下到上。他對 “社”、“亭”、“三老”，就很有興趣。“社”在上古，原是宗族祭祀的民間組織，在悠長的歷史時間中，逐 漸帶有基層行政的意味。西漢之初，抓 “鄉三老”抓的很緊，且各有分工， 主教化者，主賦稅者，主治安者。後來三老中一人可選拔到縣，與縣官共 議政事，成為跟縣議員差不多的身份。顧氏的意思是叫最高統治者把這些 “小官”重視起來，他說 “小官多者其世盛”，這話不是一點道理也沒有 的。
　　繼之，他研究“縣”一級。秦、漢初定郡、縣，郡、縣首長，權力規定的很牢固，曰“令”，曰 “長”，戶口萬戶以上縣曰 “令”，不足萬戶之縣曰“長”。可是到唐末，特別到宋，就加一 “知”字、或 “權知”字 樣，其中寓有 “臨時特派”、“試用”、“不固定”等意思。自然，宋初 要立意革除五代割據之弊，中央特派遴選人員到基層，一要穩定原割據勢 力的情緒，二要穩定中央官下放基層者的情緒，故加用 “權知”、“試攝” 等詞彙。於是 “知縣”、 “知州”、 “知府”等字樣，就一直衍用下來。
　　官製史中最關緊要的一層，是 “省”一級，因為它是中央直轄的層次。 秦、漢置郡，郡有郡守、郡尉、監郡等。可是中央又不放心這些守、尉、 監，於是加派 “刺史”。到東漢末、魏、晉之後，經濟上自然經濟占主導， 社會上世傢大族占主導，相應的在政治制度上從刺史”、 “州牧”到什麽“開府儀同三司”等這 些 “土皇帝”式的 “省”級官，就越來越坐大了。 隋朝統一南北，加強集權，罷 “郡”，縮小 “州”的範圍，用“府”、 “州”、 “縣 ”這三個檔次來相當於當前的“地”“縣”二級。
　　其中，令我們後代人不明白的，是為什麽顧氏對中央政府結構，如所謂“五府、六部、十三科道”之類，所言不多。僅在明末吏部抽簽問題上進行了一下諷刺而已。
　　總起來看，在官製史方面，顧氏於客觀地研究爬梳之處，其個人的主觀傾嚮性，也是非常非常明顯的。他重古略今。他重地方輕中央。在 “重 古略今”這一點上，還需要使用近代觀念來進行某些詮釋。顧氏自然完全 不懂得當代的社會發展史，但他在朦朧中也已看出，歷史上有階級關係還 不緊張的年代，也有階級關係越來越緊張的年代，有人們財産私有製深化 的年代，也有私有製雖已發生、但一時尚未深化的年代。他的“重古略今”中，實寓有“以古改今”的含義。這樣想，自然是烏托邦。但歷史上一些 烏托邦的前行者，也並不是一點價值都沒有的 ，不可簡單斥之為 “開倒車 ”。 孟子稱堯、舜，顧氏講三代經義，其中實有其共同之處。
　　例 四
　　在這“例四”的項下，我將列舉一些比較零碎的例子。顧氏一生遍遊各地山川，且每至一處，往往參訂其地志書 （如汾州、德州等），故對地 名沿革亦極發生興趣。清代地理之學較有成績，與顧氏亦不無關係。如 《詩·小雅·六月》篇中之大原，漢儒未定方位，宋朱熹為在後世之晉 陽，而顧氏則訂正之，以為 在平涼。顧氏獲致此論斷，係通過獨立思考的結 果 ， ǎ 狁自西來不自北來 ，周人居豐、鎬 間 ，豈有出兵東嚮晉陽者乎 ? ！ 清末人俞樾 （麯園）不服此說，他以匈奴自北來為理由，殊不知匈奴、 ǎ狁為兩個截然不同遊牧支係 ， 匈奴可來自北 ， 而ǎ狁必來自西，顧氏的論斷是站得住的。再如代這個地名方位，歷戰國、秦、漢，有時設在蔚州，有時設在晉陽，有時又在平遙，均不在今雁北之代州。訂正了這一點，可 以使後世讀史書之人祛除地理辨認上的誤差。而閻若璩自炫博學，又舉出 北魏時之代移徙於盛樂、雲中、平城諸地，似亭林所學尚淺。殊不知北魏 為遊牧族所建之朝代，其地名方位之不穩定性較漢族為大 （觀張穆考定北 魏在大同一帶之建置，費盡氣力而成效不大，可見一斑），蓋不可與漢人 統治時代同日而語。
　　顧氏之史學成就，不單純來自書本，很多得之於實際的調查。如田畝 畝積，本規定為 240 步為一畝，但實際上在流變中出現若幹的多樣性表現， 有以 360 步為一畝者，有以 720 步為一畝者，甚至有以 1200 步為一畝者。 而“步”的長度，各地亦不一律，有5尺、6 尺、7 尺、8尺不等。形成如此之多樣復雜現象出現，自各有其歷史的根源；但列舉出這些復雜情況， 對後世讀史之人祛除刻舟求劍之習，則不無大益。又如顧氏晚年常僕僕於 秦、晉之間，其書札自云，可 “朝中條而暮華山”，故能親見陝西朝邑濱 河黃土原經塌方之後，原額田畝喪失，官傢乃以山西蒲州西門外三裏處田 土補給之，致使河西之人至河東佃耕，緻生鬥毆殺傷等事。可見州縣疆界， 經久不調整，其弊病亦可從而産生。此類事例，非親歷不能舉出，此顧氏 遠遠高出乾、嘉 “書本學者”之處。
　　五
　　現在在第五節中，應該對本書的讀者諸君說幾句話了。 本書讀者，據估計，除少量老輩和專傢不排除外，主要讀者怕不外三部分，一是業餘文史愛好者和工作者，二是大專院校的文史係大學生，三 是文史各分枝的碩士、博士研究生。如此而已。
　　大學生和研究生，總不免不斷地要寫文章。國外叫繳 paper 。為什麽國內國外，都要這麽幹？理由是，通過後一篇 paper 跟前一篇 paper 的差距， 可以摸到大學生和研究生在鑽研方面的進步。我知道，很多國內和國外大 學生、研究生，都為如何寫出 paper 而苦惱。那麽我要說，《日知錄》中 的若幹條段，不就是若幹篇 paper 的縮影嗎？下功夫照着 《日知錄》中的 若幹條段學習，那麽，保證你能寫出來令導師滿意的 paper 來。
　　根據本文第三、四兩節之所論證，要寫好一個條段，要寫好一小篇叫尊師不討厭的paper ，必需做好如下諸事：
　　第一、是泛覽群書，打好基礎。這就是顧氏所說的“下學”。但話衹 說到這裏並沒有完，還有不少的話要叮囑。“泛覽群書”，並不是叫人充當 “兩腳書架”。我見過不少“兩腳書架”，都是 “窩囊肺 （廢）”。“泛覽群書”，要帶着一雙眼睛。付青主說，“一雙空靈眼睛，不僅不許今人 瞞過，更不許古人瞞過”。錢大昕說，“觀書眼如月，罅漏無不照”。要看出書中的好處；又要看出書中的短處；又要看出此處一點與彼處一點可以互矯之處；又要看出此處一點與彼處一點可以互補之處。古人常說，‘蓋已有心人也已矣'，就要做這個“有心人”！許多資料，許多觀點，一旦 經過 “有心人”的組合，“湊”到一起，就會出現新東西 （ Something new ）
　　第二、光 “湊”不行，還得 “悟”。沒有“悟”，光“湊”，衹能湊 成垃圾堆。須知， “湊”和 “悟”，並不是截然分開的兩個段：先 “湊”， 然後 “悟”；或者先 “悟”，然後 “湊”。或者說， “湊”時衹是 “湊”， 沒有 “悟”； “悟”時衹是 “悟”，沒有 “湊”。不是這樣。要辯證。要 “湊”中有 “悟”，“悟”中有 “湊”， “悟” “湊”交織，方可濟事。 試看顧氏在 《日知錄》中正是這麽幹的。說到這個 “悟”字，首先你要有 能 “悟”的起碼的資質；然後你再藉助於哲學。佛學是一種資助；老莊是 一種資助；儒傢和理學也是一種資助。任你選取。過去四、五十年，我們曾大大藉助於馬剋思主義。現在，又有了很多另外的東西。總之，要有理性的能力，才能在史學浩漠的海洋裏料理出一些頭緒來。



   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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