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懂了。你的心，我懂了！”萧珊对他投去会心的一瞥。她在感佩着巴金才气的同时，又敬重他的人品。忽然，她蹙紧了眉毛，叹息一声，说：“李先生，只是，这么多的外文，你如果有一天能够翻译出来呢？我想，即便你有时间，也怕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完成的吧！”
巴金笑了笑，信心十足地对她说：“没关系。蕴珍，人这一生如果能做一两件有意义的事情就不算白活了。翻译《往事与随想》就做为我一生想做的几件事之一吧，等我写完了《激流三部曲》以后，我就会翻译它的。我情愿用后半生去做这件事，总是可以的吧？当然，我现在的能力还有些力不从心，不过我有信心翻译它。我准备边学边译，要加的注译还很多，我可以慢慢地译，因为译也是学习的过程啊！”
现在，巴金已经开始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写完《激流三部曲》以后，他并没有真正静下心来翻译这部巨著。在战争结束前后，他又先后写了许多书，建国以后他的工作变得更忙了。身为上海作协主要领导的巴金，不仅仅要完成他应该完成的写作任务，同时，他的社会活动也相当多。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是他从奉贤干校回上海以后，始终处于无所事事的工作状态，如果不是这次组织上把巴金分配到刚刚恢复不久的上海人民出版社；那么，巴金即便有此夙愿，也怕没有充足的时间让他着手实现抗战期间就对萧珊信誓旦旦的翻译计划。
1973年夏天，上海作家协会编入的五七干校第四连党支部，分别对所在的“专政人员”一一作出了结论。四连党支部对巴金的结论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发给生活费。
这是巴金自1966年夏天失去写作自由，受到“专政”以来，一级党组织对他作出的惟一结论。巴金屈指算来，已经整整七个年头了。这七年对于他来说，失去的不仅仅是自由，不仅仅是妻子萧珊，更重要的是时间。如果说时间就是生命，那么对于以著述为生命的巴金来说，他失去的就是宝贵的生命价值啊！没有什么比再次得到重新工作、重新恢复写作自由更重要的事了。当党组织征求巴金在作出政治结论以后，有什么要求的时候，巴金只提出：“能不能让我作一点翻译工作？”
也就是从当年8月起，巴金再也不必象从前那样每天到作协来，只是无休止地听读当天的报纸，学习毛泽东语录和打扫卫生了。他可以安下心来作一点翻译工作。这样的日子又隔了两年，到了1975年秋天，上海市作协决定把作协内部几位专业作家统统转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去。这样，巴金就在新的工作单位里进了外文编译室。当然，这时候的巴金眼神已经大不如从前了，他不可能再象从前那样每天到出版社去“坐班”。他有充足的时间在武康路家里从事写作。当然，他的写作在那时还仅限于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范畴。
也就在这时候，巴金才真正有时间翻译那部著作，他年轻时就喜欢俄罗斯著名文艺理论家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现在他终于如愿了，巴金每天都游弋在赫尔岑智慧的海洋里。如果说当年巴金在法国读书时第一次接触到这部神奇著的时候，只感到书中有那么多哲理式的漂亮语言，那么他回国后受到鲁迅先生的支持，在三十年代又局部地翻译了《往事与随想》的片断之后，巴金更加珍爱这部书了。因为他从翻译中进一步理解了赫尔岑在书中倾注的智慧。
巴金真正坐下来了，认真地翻译这部传奇著作，他忽然感到自己确是在走进一座巨大的精神宝库。他知道在中国了解这部书的人并不多，它是属于那种“阳春白雪”的东西，巴金也清楚他即便翻译出这部书，在当时的中国也绝不可能有人出版它。而且即便有人出版，也决不会有多少青睐它的读者，更不会畅销。然而，有一种神秘的冲动感始终鼓舞着巴金必须把《往事与随想》变成他的母语。与其说这是在完成自己40年前发下的宏誓，不如说他在是在实践对亡妻萧珊的诺言。
正由于巴金在心里把这部书的翻译当作他对萧珊的一种纪念，所以才没黑没昼地伏案挥笔了。他这样做不仅可以让自己重新畅游在赫尔岑智慧的海洋里，享受一下那丰富的感情世界，同时也可让巴金少思念一点萧珊。少想一点亡妻，他心里就会少一点痛苦。这样一来，他从1975年秋天开始，直到1979年春天，已经把这部厚厚的外国著作译出了三分之一。巴金看到桌案上那逐渐积厚的稿纸，他那多年不见笑容的脸上才渐渐露出了一丝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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