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卢作孚比较温和，但也更有韧性。1921年川军第二军第九师师长杨森邀请卢作孚到泸州任永宁公署教育科长时，卢作孚觉得找到了一条实现理想的道路。他接受了杨森的邀请，并聘请少年中国学会的同仁王德熙、恽代英主持川南师范学校，开展通俗教育实验，他们在泸州举办的暑期讲习会影响甚大，甚至吸引了当地机关和军政首脑。好景不长，第二年杨森在军阀混战中失势，卢作孚也离开了泸州。过了两年杨森再次上台，势力更大，同时主管四川的军务和民政。这次他邀请卢作孚到成都担任教育厅长，卢作孚则建议他在成都设立通俗教育馆，自己出任馆长，继续他的教育理想。然而1925年川军内战再次爆发，刘湘接替杨森主持川政，卢作孚的通俗教育实验再次遭受挫折。
经历了两次失败，卢作孚也感到"纷乱的政治不足凭依"。于是他的救国理想逐渐转向了实业。
从一艘客轮起家的川江巨头
卢作孚经商用今天的话说是"下海"，手中几乎没有任何资金，全靠对市场的感觉和判断艰难起步，此后打理关系、管理团队、整合资源、树立品牌，卢作孚不再是一介书生，而是一个有胆识和谋略的企业家。
1925年是卢作孚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在此以前，他是一个纯粹的书生，始终没有离开过教育和文化领域，而在此后他变成了一个商人和企业家。这一年，他怀着兴办实业的打算从成都回到了家乡合川。也就是这一年，他在少年中国同学会的朋友恽代英去找他，希望一起去广州黄埔军校从事革命。卢作孚拒绝了，据说当时他对恽代英说，我的事业已经开始，不能半途而废，今后你革命我建设，将来我们是殊途同归。
最早对卢作孚给予支持的是他的老师陈伯遵和他的同学黄云龙。他和黄云龙一道去重庆，对重庆当时所有的轮船公司及其船只，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调查。从调查中发现，长江上游的航运几乎完全由外国轮船公司控制。中国轮船虽有二十多只，却分属于二十几家轮船公司，处于破产倒闭的边缘。尤其在重庆与宜宾之间竞争已经是白热化。但是从合川到重庆，却从来没有运行过轮船，卢作孚决定开辟一条从重庆到合川的短途航线。
1925年10月，在师友的大力帮助下，公司进入筹建阶段，议定由发起人分头招募股金2万银元。但是愿意入股的多半和卢作孚一样是清贫的文人，商人士绅显然对这个书生的事业不抱乐观。最后合川县长出面，募集到了资金8000元。卢作孚带着这笔钱到上海，打算订购一艘载重70吨的小客轮。但是一询价才知道这样的一艘客轮造价3.5万银元。卢作孚困顿数日，最后作了一个决定：用5000元买了一台发电机和一台柴油机，先在合川办一个小型电灯自来水厂，一方面使股东不至于完全丧失信心，另一方面则可以用赢利支持轮船公司的筹备；另外3000元作为定金，与造船厂签下了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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