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何为寄赠一册刚出版的《老屋梦回》，一看便知是本忆念旧时岁月的书，其中有篇谈到《文艺沙龙和咖啡馆》的文章，读后掩卷，当年情景油然记起，因为你也是个于咖啡馆结不解缘的人。
我一向喜欢读外国文人的回忆文章：海明威的巴黎瑞兹咖啡馆，爱伦堡与巴黎洛东达酒吧，以及纽约文人群集的阿尔龚耿饭店就是他们发迹的地方，我羡慕这种波希米人的浪漫生活，这些也都是我做文艺学徒的憧憬之处。
1936年我大学毕业，凭考试在上海谋得了一个啖饭的职业。我在上海孑然一身，只得找到一处亭子间住下。上海的文人大都住在亭子间过清苦的生活，我住了亭子间，工作之余，便读书写文，梦想有一日能够进入缪斯的殿堂。虽然寄出去的稿件，都进了编辑的字纸篓，杳无音信，但自我感觉还很好，因为住了亭子间似乎与文艺事业，又跨近了一步。彼时混迹十里洋场的文人，不论有否成就，大都与亭子间、咖啡馆和街头闲步三者结合在一起。
我这个沉浸于做作家白日梦的人，住亭子间与漫步长街是做到了，但却不敢一临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林立的咖啡馆。咖啡馆的幽黯灯光和柔和音乐显得神秘与诱惑，可是进进出出不是白皮肤的男女就是间有黄皮肤的高等华人，我这个措大，只能自惭形秽，怎敢越雷池一步？但是心里总十分不甘。外国人不论，为什么同是中国人，只因为他们有钱，便可以堂而皇之自由进出，而囊中羞涩的我，却只能望而却步呢。真太不公道了。因之，心中一腔怨艾，总盼有一天能出这口鸟气！
1937年“八一三”事变，上海沦为战场，只有住在租界的人可以隔岸观火，但是心里总不是滋味。中国军队撤退时，闸北大火，几天几夜的火光与浓烟，滚滚不散。我含着泪在高楼上张望，那时情景至今不能忘记。我想离开上海，不愿在租界里醉生梦死，却好我工作的保险公司要去香港设立办事处，派我去筹备，我便搭船南行。
香港人有坐茶楼的习惯，无论是商场买卖或文坛求稿，都是在茶楼里成交的，老派的在茶楼里，洋派的则以坐咖啡馆作替代。上海去的一批文化人大都进出于中华阁仔和聪明人俱乐部，两者都是饮茶和喝咖啡的地方。那时一元法币可以换两块港元，特价又便宜，大家都可应付。刚好诗人徐迟把在一家晚报做电视翻译的工作让给了我，我每天下午工作完毕，就坐在中华阁仔和文艺界朋友闲磕牙，但也觉得我是在受文化的熏陶。许多作家、诗人、艺术家，我都是在这里认识的，有的成了我终身的挚友。我们也没有在咖啡馆里白坐，多少支持抗战的工作，都从这些地方商谈出来。英港当局要在中日战争中保持“中立”，禁止中国人进行抗日活动，又要对付中国共产党，所以对于中国人如果家里客多了，便要受到“政治处”的注意，但是在咖啡馆里，我们说着上海话，他们听不懂，而且认为是在公共场所，他们也就不那么注意了。
那时我刚入世不久，对什么事都有新鲜感，因此只要有人要我去做有利于抗战的工作，我都全身心投入，逐渐也为朋辈所认可了。共产党的代表廖承志公开住在香港，他每天下午必在皇后大道一家咖啡馆（大概名ABC）会见朋友，这处便成了他公开而又秘密的办公室。香港文协的工作，几次筹款的义演，几次纪念会都是在这里商谈的。我那时不知高低深浅，居然为鲁迅纪念会导演了哑剧，原来的剧本是女作家萧红写的，但场面太大，无法演出，就由丁聪和我另写。世人只知丁聪是漫画高手，其实他写文章也是高手。那幅舞台上当背景用的鲁迅画像，则是漫画家张光宇、正宇、郁风等人的集体创作。只要交代我做什么，我决不打折扣，因此赢得了“跑龙套”的美名。一个人要做跑龙套也是不容易的，乔冠华征求我入党意见时，我便迟疑了，因为我害怕铁的纪律，从此我做了一辈子自由主义者，此是后话。
1941年初我到了重庆，即使是战时，在危墙败屋中间，也会出现咖啡馆，而且经常夜夜客满，最有名的一家叫心心。这里尽管有纸迷金醉、花天酒地的人出入，但这里也产生了严肃的工作。中国最初的歌剧《秋子》，便是由诗人李嘉冒着酷暑，在这里写成的；而花腔女高音张权和男高音莫桂新的美妙歌喉，便夹杂在日帝的轰炸声里响彻云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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