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在演讲中对陈寅恪花费太多时间在白居易《长恨歌》里考证“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稍有微辞。在钱锺书看来，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trivial）不值得小题大做，一如“济慈喝什么稀饭？”“普希金抽不抽烟？”同样的琐碎细小。[6]钱锺书认为，像陈寅恪这样的考证被视为严肃的文学研究就很难接受了。但他说现在古典文学所研究的考据仍有其严谨的一面，并且加强其思想性，不仅在专门研究里，而且也同时存在于一般普通读物里，对资料重视正确性，已到空前未有的程度，他举了一个现成的例证，在古典小说和戏剧通俗版本，如《西游记》、《牡丹亭》或《官场现形记》都经过校勘并附有注解，对大众读物的普及本有这样重视，为中国出版史上无先例。上面钱锺书这一段讲话是事实，可是有人批评说，他宣传味较重。因为过去中国文学均以诗词韵文为正宗，小说、戏剧受人重视是五四以后（受西洋文学影响所致）[7]。自晚清以来，已有不少学者咸认为小说为国家改革的工具[8]。无论如何，小说、戏剧在现代中国如此重视是值得喝彩的。钱锺书自我批评说：“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成绩还是很不够的。我们还没有编写出一部比较详备的大型‘中国文学史’；我们还没有编校出许多重要诗文集的新版本；许多作家有分量的传记和评释亟待产生。”
最后他自我谴责地说：“我们还得承认一个缺点，我们对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学的重要论著，几乎一无所知；这种无知是不可原谅的。”钱锺书讲这话有感而发，不是无的放矢。在汉学家会议上，有一位意大利汉学家见了钱锺书胸前名签，深觉这个名字甚熟稔，少顷乃拍额大叫道，汝乃C.T.Hsia（夏志清）一书中有一专章讨论过的钱锺书了，随即拿着夏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给他看（按此书英文本初版于1961年，复自1970年后一版再版）。但钱锺书自己根本不知道有此书。在会场上他不仅初次见到了《围城》法、俄、捷克三种文字的译者，同时他也第一次听到美国JeanneKelly女士正在译这部小说[9]。
讲完古典文学在中国的情形后，钱锺书强调中意两国文化交流。他像平常一样，引经据典、旁征博引，较上述所说的更生动，更风趣，更具有钱锺书的文采特色。他讲了几个小掌故来预测将来中国和欧洲文化交流必有一个良好的前景。他首先说意大利大批评家德·桑克蒂斯（FrancescoDeSanctis）在《十九世纪意大利文学史》（LalitteraturaitaliananelsecoloXIX）一书里不留情面地把意大利和中国相提并论：“意大利不能像中国那样和欧洲隔绝”，这句话他在英文讲稿里是用意大利文说出来的。然后接着说，意大利有一句谚语：“好些河水已经流过桥下了”。他说北京附近一座举世闻名的古迹卢沟桥（即西方称马可波罗桥）下也流过好多水了，意大利和中国也不再隔绝了。意大利学者对中国研究有很大的贡献，尽管马可·波罗本人对中国哲学、语文无甚兴趣，让那座以他命名的桥梁作为中意两国的“古老而又保持青春的文化长远交流的象征罢！”随即他引录德国一学者名著《艺术的互相照明》[10]，来说明诗歌和绘画可以各放光明，交互辉映，两国文学（像意大利和中国）也可以互相照明。他说，19世纪意大利大诗人卡度契（Carducci）曾谴责佛罗伦萨人，说他们“琐碎细小，所见不大，简直是意大利的中国人”。钱锺书接着又说：“我甘愿分担这个谴责，再举两个小故事来说明我的题目。”[11]在薄伽丘（Boccaccio）的《十日谈》里的一个故事说，一个名叫腓力普（FilippoBalducci）丧偶后，即携其幼子隐居山野，与世隔绝，等到儿子18岁时，带他下山到佛罗伦萨见见世面，一路所见牛、马，前所未见，乃向父亲问长问短，后来见一漂亮姑娘过街，又问父亲这是什么东西，父亲对他说，快低下头别看，这是坏东西，名叫傻鹅。晚上回家，父亲问儿子进城印象，儿子说除了傻鹅以外，均不感兴趣，要求父亲给他一只傻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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