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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评传 》 康震品李白 》
李林甫阻碍了李白的前程吗(2)
康震 Kang Zhen
唐玄宗天宝初年，开元盛世已经持续了三十年时间，国家空前强盛，君权空前强大，君权与君主的意志也空前膨胀。换言之，这个时期的玄宗更需要一批唯命是从的执行者，而不是皇权的监督者。开元时期的宰相如张说、张九龄等人，他们是一批具有很高文艺修养的文辞之士，又是一批具有较高政治品德、政治信念的鸿儒、大儒。张说、张九龄等大臣拥有一整套完整的儒家政治学说与政治理念，这些学说、理念足够回答、解释一个封建王朝应该拥有怎样的国君、宰臣，应该具有怎样的政治格局与政治目标。他们希望国君能够恪守封建理想政治的格局、规划，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个不仅为皇家谋利益，更为天下百姓谋利益的宰相。当皇帝勤于政务、以天下民生为本的时候，宰相的意志就能较好地与帝王相统一；而当皇帝的统治意志衰退甚至开始骄奢淫逸的时候，宰相的意志就会必然与皇帝的意志发生矛盾。毫无疑问，像这样一批太过遵守、忠诚于儒家传统政治学说的宰相，与唐玄宗权力膨胀的趋势是有矛盾的。
开元盛世见证了玄宗的政治才能，这足以使他成为一代明君。尤其是张九龄任相时期，奖掖后进，选用新人，积极进谏，排除奸佞，造就了较为清明的政局。然而随着唐玄宗皇权意志的不断膨胀，对于张九龄等宰相的意见就越来越听不进去了，而李林甫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揣测玄宗的真实意图，一味迎合玄宗心意说话，深得玄宗的器重。
比如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十月，唐玄宗想从东京洛阳回驾西京长安，与宰相们商议，张九龄等人认为秋收尚未结束，希望玄宗推迟到十一月再回驾长安，玄宗心中不悦。李林甫当面未表态，私下对玄宗说：“长安、洛阳，陛下东西宫耳，往来行幸，何更择时！”（《资治通鉴》卷214）玄宗一听正合自己的心意，非常高兴，即日启程回驾长安。
再比如玄宗想要提拔朔方节度使牛仙客为宰相，张九龄公开表示反对，李林甫当面不表态，私下却对玄宗说：“仙客，宰相才也，何有于尚书！九龄书生，不达大体。”第二天上朝再次商议此事，九龄依然反对，玄宗大为不满，李林甫又私下进言玄宗：“苟有才识，何必词学！天子用人，有何不可！”（《资治通鉴》卷214）最终促使玄宗下决心赐爵牛仙客，食实封三百户。长此以往，导致玄宗对张九龄渐渐不满，转而重用李林甫。
对于唐玄宗而言，李林甫这个宰相最能顺遂自己的心意，也最便于自己表达皇权的意志，对他而言，加强李林甫的权力，其实也就是加强自己的权力。从玄宗内心来说，希望李林甫这个国家最高行政首长成为皇权意志的代表，从而更便于在官僚行政机构中贯彻皇权意志。但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环节，那就是：在他这个皇帝的授权与庇佑之下，李林甫的权力越来越膨胀，越来越集中，他背靠大树好乘凉，背着玄宗做了许多的坏事，给国家朝廷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但是，客观地讲，唐玄宗的皇权始终不曾旁落，反而获得了加强。李林甫这个宰相能够做十六年，不是玄宗无可奈何忍耐了十六年，而是因为玄宗自身利益的需要。
“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避乱成都，他曾对身边大臣裴士淹说，李林甫“妒贤嫉能，亦无敌也”（《大唐新语》卷8），说明他对李林甫的毛病看得清清楚楚。可是当裴士淹问玄宗为什么明知李林甫嫉贤妒能，还让他长期担任宰相时，玄宗“默然不应”（《大唐新语》卷8）。为什么默然不应？当然有后悔的成分，但也是不便明说。唐玄宗使用李林甫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更方便地操持朝政大权，但物极必反，事实证明这正是他失策的地方。因为任用李林甫就意味着中断了唐太宗以来兼听纳谏、广开言路、集思广益的优良政治传统，就会导致不少政治决策的失误。诚然，在唐玄宗的操控下，李林甫也对政治、财经、军事、法律等诸项制度进行了改革，由于皇权与相权的充分集中，中枢机构的行政效率得到提高。但是唐玄宗放纵李林甫，导致朝政日益腐败的确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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