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评传 康震品李白   》 李林甫阻礙了李白的前程嗎(2)      康震 Kang Zhen

  唐玄宗天寶初年,開元盛世已經持續了三十年時間,國傢空前強盛,君權空前強大,君權與君主的意志也空前膨脹。換言之,這個時期的玄宗更需要一批唯命是從的執行者,而不是皇權的監督者。開元時期的宰相如張說、張九齡等人,他們是一批具有很高文藝修養的文辭之士,又是一批具有較高政治品德、政治信念的鴻儒、大儒。張說、張九齡等大臣擁有一整套完整的儒傢政治學說與政治理念,這些學說、理念足夠回答、解釋一個封建王朝應該擁有怎樣的國君、宰臣,應該具有怎樣的政治格局與政治目標。他們希望國君能夠恪守封建理想政治的格局、規劃,希望自己能夠做一個不僅為皇傢謀利益,更為天下百姓謀利益的宰相。當皇帝勤於政務、以天下民生為本的時候,宰相的意志就能較好地與帝王相統一;而當皇帝的統治意志衰退甚至開始驕奢淫逸的時候,宰相的意志就會必然與皇帝的意志發生矛盾。毫無疑問,像這樣一批太過遵守、忠誠於儒傢傳統政治學說的宰相,與唐玄宗權力膨脹的趨勢是有矛盾的。
  開元盛世見證了玄宗的政治才能,這足以使他成為一代明君。尤其是張九齡任相時期,奬掖後進,選用新人,積極進諫,排除姦佞,造就了較為清明的政局。然而隨着唐玄宗皇權意志的不斷膨脹,對於張九齡等宰相的意見就越來越聽不進去了,而李林甫這個人最大的特點就是善於揣測玄宗的真實意圖,一味迎合玄宗心意說話,深得玄宗的器重。
  比如開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十月,唐玄宗想從東京洛陽回駕西京長安,與宰相們商議,張九齡等人認為秋收尚未結束,希望玄宗推遲到十一月再回駕長安,玄宗心中不悅。李林甫當面未表態,私下對玄宗說:“長安、洛陽,陛下東西宮耳,往來行幸,何更擇時!”(《資治通鑒》214)玄宗一聽正合自己的心意,非常高興,即日啓程回駕長安。
  再比如玄宗想要提拔朔方節度使牛仙客為宰相,張九齡公開表示反對,李林甫當面不表態,私下卻對玄宗說:“仙客,宰相纔也,何有於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第二天上朝再次商議此事,九齡依然反對,玄宗大為不滿,李林甫又私下進言玄宗:“苟有才識,何必詞學!天子用人,有何不可!”(《資治通鑒》214)最終促使玄宗下决心賜爵牛仙客,食實封三百戶。長此以往,導致玄宗對張九齡漸漸不滿,轉而重用李林甫。
  對於唐玄宗而言,李林甫這個宰相最能順遂自己的心意,也最便於自己表達皇權的意志,對他而言,加強李林甫的權力,其實也就是加強自己的權力。從玄宗內心來說,希望李林甫這個國傢最高行政首長成為皇權意志的代表,從而更便於在官僚行政機構中貫徹皇權意志。但他忽略了一個重要的環節,那就是:在他這個皇帝的授權與庇佑之下,李林甫的權力越來越膨脹,越來越集中,他背靠大樹好乘涼,背着玄宗做了許多的壞事,給國傢朝廷造成了重大的損失。
  但是,客觀地講,唐玄宗的皇權始終不曾旁落,反而獲得了加強。李林甫這個宰相能夠做十六年,不是玄宗無可奈何忍耐了十六年,而是因為玄宗自身利益的需要。
  “安史之亂”爆發後,玄宗避亂成都,他曾對身邊大臣裴士淹說,李林甫“妒賢嫉能,亦無敵也”(《大唐新語》8),說明他對李林甫的毛病看得清清楚楚。可是當裴士淹問玄宗為什麽明知李林甫嫉賢妒能,還讓他長期擔任宰相時,玄宗“默然不應”(《大唐新語》8)。為什麽默然不應?當然有後悔的成分,但也是不便明說。唐玄宗使用李林甫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更方便地操持朝政大權,但物極必反,事實證明這正是他失策的地方。因為任用李林甫就意味着中斷了唐太宗以來兼聽納諫、廣開言路、集思廣益的優良政治傳統,就會導致不少政治决策的失誤。誠然,在唐玄宗的操控下,李林甫也對政治、財經、軍事、法律等諸項制度進行了改革,由於皇權與相權的充分集中,中樞機構的行政效率得到提高。但是唐玄宗放縱李林甫,導致朝政日益腐敗的確是不爭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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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集】百傢講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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