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法傢的觀點來看，主人是切忌讓傢奴們收入過高、生活太好的，因為人富了也就不好管了，所以法傢追求的並非我們熟知的“國富民強”，而是“國強民弱”，衹有做到“國強民弱”了，朝廷纔可以輕易壓得住人民，可以充分用賞罰來操作衆人。人民越是愚、越是弱，朝廷操縱起他們來也就越是順手。這就好比現代企業，高級技術人員往往並不好使，但流水綫上的小工卻是最容易控製的。
法傢這種論調是完全站在君主立場上的，是真真切切地為君主着想，自然也就深得君主的喜愛。儒傢的以民為本的想法就越發顯得不合時宜了——如果當真“以民為本”，皇帝不就成了給人民群衆打工的了麽？
不過，皇帝常常還真以打工者自居，也還常常能騙得大傢的信任和感動。是的，統治者會使老百姓們把統治者本人的奮鬥視為全體人民自己的奮鬥，“並且要求他們作出必要的犧牲”。i呵呵，看來愚民並不是件太難的事哦。
再來回顧一下董仲舒方纔那個問題：“海外都紛紛歸附了，這充分說明了皇上您德治光輝普照四方、充滿天地，但是，國內老百姓怎麽沒得着您什麽好處呢？”董仲舒自問自答：“國內老百姓之所以沒能像海外小國那樣感受到您的恩德，那是因為您的心思沒在老百姓身上啊。”
按照“以德治國”的邏輯，如果皇帝想要恩加於百姓，先要端正自己，然後把自身的光芒輻射到一衆官員身上，官員們受到了聖光的感染，便也越來越道德，越來越聖潔，最後再各自在各自的地盤上發出聖光，輻射到老百姓的身上。這用禪宗的詩境來說，就叫做“一波纔動萬波隨”。
所以，董仲舒繼而提倡教育，提倡道德的吏治，他給地方官下的定義是：從省級幹部到縣級幹部，都是人民的導師，是人民的表率，秉承皇上的恩澤進而宣化下民；如果導師是壞導師，表率是壞表率，那麽皇上的恩澤可就遇到瓶頸了。董仲舒感慨現實：“現在這些地方官呀，既不好好擔負起教化人民的責任，又沒有認真執行皇上的法令，暴虐百姓，專和壞人紮堆，從中牟取私利，致使弱勢群體中常常有人流離失所，被屈含冤。於是乎陰陽錯亂，天地間充滿怨氣，老百姓越來越難活了。這都是因為地方官不地道啊！”
董仲舒指出了辦教育和選拔人才的辦法，建議讓諸侯和地方高官定期推薦賢才，這一招可開了後世科舉制度之濫觴。董仲舒說：“皇上您就照我說的去做，過不了多久您就是當代堯舜了。”
——大臣諫君經常拿出堯舜的大帽子，皇帝們也不知一代代地聽厭了沒有，我們這裏倒值得關註一下地方政府的特殊角色，以便更好地體會一下“以德治國”的特殊邏輯。
地方官們不但是地方的君長，還是地方的導師，有時候也要兼一下地方的宗教領袖。讓鄭振鐸來替我說兩句吧：“每一個縣城，我們如果仔細考察一下，便可知其組織是極為簡單的。在縣衙的左近，便是土𠔌祠；和縣長抗顔並行的便是城隍，也是幽冥的縣官。還有文昌閣、文廟，那是關於士子的；此外，還有財神廟、竜王廟、觀音閣等。差不多每一縣都是如此的組織或排列着的。這還不和帝王之都的組織有些相同麽？一縣的縣官，其責務便儼然是一位縮小的帝王。他初到任的時候，一定要到各廟上香。每一年元旦的時候他要祭天，要引導着打春牛……他們是具體而微的‘帝王’；‘帝王’是規模放大的‘地方官’。他們兩者在實質上是無甚殊異的。”ii
鄭先生把事情講得過於絶對了些，但這段話仍不失為幫助我們理解德治邏輯的一把結實的梯子。
註釋：
i [法]莫斯科維奇：《群氓的時代》（許列民、薛丹雲、李繼紅/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7頁）：人們通常都認為，哪裏出現了無政府狀態，哪裏就會混亂一片。無政府這個詞的準確含義就是缺乏權威，無論是一個人的權威，還是一個政黨的權威。這是一種對事物的錯誤觀點。但是，無論哪一類領袖，都會利用無政府狀態來增強自身的權力，並藉此削弱他的競爭者。他運用的手段就是把社會制度和社會生産重建在更加堅實的基礎上。這方面的成功使他能夠集合民衆，使他們把他的奮鬥視為自己的奮鬥，並且要求他們作出必要的犧牲。
第一種犧牲就是放棄對權力的控製，放棄自由所帶來的滿足。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要幫助他，幫助那些親近他的人以及他的追隨者，使他們能夠更好地發號施令，而民衆自己則能更好地服從他們。這樣做也是為了用最簡捷的方式達到目的。領袖就是這樣通過使用權宜之計以及一些非法手段來加快奪取權力的步伐。民衆們也對監視、懷疑以及壓迫等非正常的程序表示信任，予以授權和贊同。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其他領域中。最初，原則得到了尊重，但隨後就被棄之一邊。看是看起來，這好像衹是權宜之計，但最終領袖卻永遠地拋棄了職責。就像歷史已經見證的那樣，拿破侖拋棄了立法大會，斯大林拋棄了蘇维埃。
與所有這些陰謀詭計緊密聯繫的，就是以領袖為核心，刻意地宣傳並貫徹那些把他帶上權力頂峰的思想理論。沒有這些理論，所有的老虎都是紙老虎，所有的權力也都不過是曇花一現。每一場選舉，日常生活中的所有活動，如工作、戀愛、追尋真理、閱讀報刊，等等，都變成了投給領袖的無數信任票。結果，領袖的權力，無論是來自民衆的同意，還是得之於軍事政變，似乎都依賴於普遍的選舉權。換句話說，就是都具有某種民主的形式。我們應該記得，甚至希特勒和斯大林成為政府首腦也是通過了適當的選舉。但他們隨後就訴之於政變。總之，在所有此類情況下，社會無政府狀態被消除了，取而代之的是暴力和服從。
東方人所謂的人格崇拜以及西方人所謂的權力的人格化，儘管差異巨大，但是它們都不過是同一種交易的極其不同的變種而已。人們每天都在放棄他們行使主權的職責，並在每一個民意測驗和每一次選舉中批準領袖們的行動。而對於領袖而言，他們所爭取的就是每天都可以行使他自以為擁有，但卻從來沒有明確賦予他的權力。勒龐（Le Bon）所謂的“民衆的領袖們”都能嫻熟地進行這種交易，並確保其條款被人們誠心誠意地接受。民衆們的這種做法，結果是完全印證了政治社會的一個基本原則，那就是民衆“理而不治”（the mass reigns but does not rule）。
ii 鄭振鐸：《湯禱篇》（收錄於《二十世紀中國民俗學經典·神話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8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