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比尔斯公司证明了大公司能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而不是成为问题的制造者。但是这些在钻石行业适用的规则，在石油行业中却并不一定同样适用，但是，有一点可以说明的是，公开透明制度一点都不难办到：走私石油比走私钻石难多了。这里也有一些"冲突石油"：在一段时期内尼日利亚三角洲地区有价值10亿美元的石油被"储藏"起来--其实是被偷运了。实际上，如果尼日利亚政府能够设法追查到这些石油都是在那里被销售的，它就能大大减少这类问题。
另一方面，尽管（在产业的构成上）石油比钻石要复杂得多。戴比尔斯公司的作用却远远大于单个石油公司对石油市场的作用。当英国石油公司（BP）试图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在安哥拉展开工作的时候，安哥拉政府便威胁其他的33家石油公司如果谁胆敢效仿英国石油公司，就立刻让谁出局。这样一来，自然没有谁敢继续跟进。行业的竞争性太过激烈，使石油公司无法根据自己的步调来行事，而这就是西方的市民社会展现其作用的地方。布兰特史帕尔是北海的一口油井，已经接近了产油殆尽的限度。布兰特史帕尔的所有者，壳牌石油公司，提出要用一种可能会破坏自然环境的方式销毁油井。结果欧洲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们群情激奋，他们的大规模抵制活动使壳牌的形象和销售都遭受了重创，最后壳牌不得不放弃最初的销毁计划。起初，壳牌的管理层还试图表现出一种强硬的立场，但是随着他们在德国地区的产品销售大跌30%，迫使壳牌德国地区的经理不得不打开这个僵局。产生这一效应的力量源泉在哪里呢？德国的青少年很可能从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可能会坐在家庭汽车的后座，嚷着："不，爸爸妈妈，别在这个加油站加油--你们没有听说过壳牌公司想做什么吗？"可能这些家长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论，便顺从了他们。布兰特史帕尔油井的事件证明了，在西方国家，一般民众如何看待石油公司才是至关重要的。那些享有盛誉的公司花费了高昂才建立起自己的声望，它们肯定也不希望将其毁于一旦。而如今的问题是，这个案例当中派上大用场的市民社会所施加的压力，在最底层10亿人当中便无用武之地了。公司会感受到来自于其所处的政治环境带来的压力，会感受到来自于雇佣政策的压力，而当它们不得不调整自身的政策以适应当地政府的治理时，这些压力就更加切实了。如果有一部能对上述5点进行规范化的章程，非政府组织就能够要求这些公司去遵循。例如，如果一家并没有相应竞争力的公司获得开采权的话，一定会受到非难。非政府组织还有可能要求石油公司在它们的加油站上标出所使用的石油产自何地。显然，产自不同地方的石油总是混合在一起的，但是消费者对原油产地进行了解的目的实际上是一种经济概念，而不是一个物理问题。如果从安哥拉有一千桶的原油进入储存箱里，那么就有一千桶的石油生产出来后被标明是源于安哥拉的。如有消费者拒绝购买"产自"安哥拉的汽油，那么这些公司从一开始可能就会不愿意在将安哥拉的原油放入储存箱内。安哥拉地区的石油销售将会变得十分困难，除非有什么折扣。这样的话就制造了一种财政刺激，促使安哥拉政府公开透明化。同样的程序也有效地迫使壳牌公司不得不采取正确的方式处理布兰特史帕尔的油井，将其引入到更具价值的工作当中，使石油收入更有效地用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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