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从嘉靖帝几次三番退回奏折，到留中不发，已经足够让张璁看到了皇帝的决心。那时，杨廷和等人的势力遍布朝野，还没有人敢公然挑衅，然而张璁却肯定这种局面会被打破。这位自信的47岁进士，决定不再置身事外，为了"骤贵"与命运搏一把。如果这个时候能站在皇帝一边，将来仕途定是一片灿烂，荣华富贵将会滚滚而来。
几天之后，张璁向皇帝递交了《正典礼第一疏》。这份奏折的出现让几陷绝望的嘉靖帝看到曙光，欣喜若狂之后，就是要挺起腰板与内阁们一分伯仲。
奏折的内容条理清晰，逻辑紧密，环环相扣。张璁表示，古往今来孝子就是要尊亲，而尊亲的极致表现就是让天下人来共同尊崇。皇帝试图为父母定下尊号来给万民尊崇是种大孝，"礼非从天降，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人情才是礼的根本。而且廷议中所举的宋代璞王的故事是不合理的，当年汉成帝和宋仁宗都是先立太子，养在宫中，也就是说汉哀帝于宋英宗早已是皇帝的继子，所以他们认继父为父理所当然。然而嘉靖帝是直到武宗驾崩之后，才因聪明仁孝被选来继承大统，和这两个故事毫不相干。况且遗诏中明明写着"朕皇考亲弟兴献王长子厚"，这就是说嘉靖帝的继承身份是孝宗皇帝的亲弟弟兴献王的长子，并不是孝宗的儿子。先帝的遗诏证明嘉靖帝是继承祖宗的江山，而不是继承孝宗脉系。倘若兴献王在世，难道也要为了延续孝宗脉系而变成他的子嗣。另外，嘉靖帝的生母尚且在世，难道见面却要行君臣之礼，世上哪有母亲为儿子下跪的道理，岂不是有悖孝义。而且根据程颐的说法，长子是不能去充当别人继子的，如果继承祖父的脉系断绝了，长子又是独子，应该继承祖父。这样说来，嘉靖帝继承的应该是明宪宗，而非明孝宗。继统与继嗣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继统的同时不一定要继嗣。
张璁虽然是新生力量，但是这番铿锵有力的言论如同一场飓风，卷起了风波荡漾的朝廷一层层巨浪，让杨廷和等人措手不及。有了张璁所提供的理论武器，嘉靖帝壮着胆子下达了一份手敕，加封自己的父亲为兴献皇帝，母亲为兴献皇后，自己的祖母为康寿皇太后。然而他低估了杨廷和作为首辅的权力，杨廷和动用了首辅最大权力，将手敕原封不动地送还给皇帝。这个举动对嘉靖帝来说无疑是种对皇权的蔑视。接着朝堂之上弹劾张璁的奏本源源不断，嘉靖帝只能从长计议。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皇帝命人除去"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中的"本生"二字。这一举动将君臣之间的斗争推向了高潮，也真正在历史上上演了何为"吃人的礼教"。
杨廷和的儿子杨慎告诉群臣，国家养士150年，是时候为了礼义挺身而出了。于是在杨慎的号召下，群臣跪伏在左顺门，高声呼喊太祖高皇帝、孝宗皇帝。嘉靖帝派太监命他们退下，但是群臣仍然无动于衷。朱厚璁彻底愤怒了，完全没耐心与这些文官斗下去了，命锦衣卫将8名翰林学士投进诏狱。杨慎等人撼门痛哭，声震九天。朱厚璁怒不可遏，下令将134名五品以下的官员也逮捕入诏狱拷问，四品以上的官员待罪。嘉靖帝是真的忍无可忍了，他不明白自己是紫禁城中的至高者，为何要看官员脸色行事，他决定用血腥的方法来提醒百官，谁才是紫禁城的主人。接着，杨慎、张原等倡议者被罚以廷杖。张原当场被杖死，杨慎等则或被贬为庶民，或发配边疆充军。这就是震惊历史的"大礼狱"。明朝文官前赴后继，为了礼义不惜以死相争，此等风节不知是可喜还是可悲。
嘉靖三年（1524年）九月，在张璁等人的支持下，定大礼，明孝宗被封为"皇伯考"，昭圣张太后被封"皇伯姆"，恭穆献皇帝为"皇考"，章圣太后蒋氏为"圣母"。
朱厚在这场长达3年的君臣之战中胜出，用血腥的方式突出了皇权的专制力量，让其恢复了在紫禁城的统治地位。嘉靖帝再一次用事实证明了，皇帝是权力的分配者和操控者，可以随心所欲，任何想扭转这种事实的人，都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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