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好友树蓉可跟你们一道出发？”
“这次她没被挑中，难过死了呢。”
“她是舍不得与你分开吧。”
“这也是原因之一。”
他突然问起徐名鸿：“你们还通信么？”
她摆摆头，一缕不易觉察的凄凉滚过她的心头，四个月前，她收到他一封很厚的信，她先不愿看，放了好几天后还是没忍住。若是她参军前读到这样的信，她会感动得不得了的。可这时她的心都给了革命，他那凄恻的语言已打不动她了。她给他回了一信，动员他也投身革命，到前线来投军，和她一道去消灭反动军阀。他没回信。
“你不能跟我出去，我就赶火车回去了。”她送他出门，卫兵给他们敬礼，他们互道保重。
这天，她们没有接到开赴前线的命令，而是叫她们待命。一待就是半个月了，她们报国心切，心急如焚，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何种变化，她一个小兵是无法弄清的。
1927年6月，她们突然接到了紧急命令，说敌军已打到了汀泗桥，动员全校师生应战。原来军阀夏斗寅乘北伐军继续向北进军，后方相对空虚之际，偷袭武汉。这个命令是晚上接到的，大队长连夜召集男女同学训话，把他们组织成一个中央独立师，男生队当晚出发，女生第二天清早开拔，除留三十人在后方做宣传救护外，全体出发。
谢冰莹热血沸腾，她等待得心焦的这天终于来了。在她等待的这些日子里，她每天严阵以待，几分钟她就能捆扎好行李。在这出发前夜，同学们和她一样地激动，床板吱嘎作响，她也不能很快入眠。她突然想把自己此刻的心声告诉同学们。她偷偷地拿起纸笔，借着窗外的月光写一封《给女同学的信》。她在信中写道：
革命不是口头上喊几声所能做到的，更不是纸上写几个“牺牲”“牺牲”“流血”“流血”就算成功的。……我们不要做个唱革命高调者，应该做个革命的实行者。……妇女运动是社会革命的一部分，欲求妇女解放，非待整个的社会革命成功后不能实现。……革命是要大多数人参加才能达到成功的目的的。要唤醒一切被压迫的妇女，一同站在革命战线上奋斗。
她的笔头非常快捷，很快就写好了。她立即进入梦乡，一觉睡到起床号响。
第二天五点，女生队全体整装待发。她把那封信交给了连长，连长看后转交给了队长。
学校大门外，来了很多民众。送行的，看热闹的，还有个别来拉后腿的家长，围了个水泄不通。有的家长哭红了眼，拽着长官哭求：“求求您，不要让我的女儿去打仗呀！我只她一个呀！……”有的跪在地上向长官磕头说：“我的女儿不能去呀，她若有个三长两短，我就活不了哪，求求长官，让她留下来吧。”还有家长拉着女儿的手，泣不成声，就好像一去不复回似的。个别同学的心也被泪水哭乱了，眼睛也红起来了。“的的大大”的集合号吹响了，她们飞奔到操场，很快整好了队。一些家长拥到操场边上。队长作出发前训话。他说：“我们是去打胜仗的，大家要树立起必胜的信心，有没有信心打胜仗呀？”
她们齐声响应：“有信心！”
队长从口袋里拿出冰莹给女同学的信。“刚才，杨连长递给我一封谢冰莹同学致全体女同学的一封信，我给大家念一念。”他念完后说，“她说得很好，‘欲求妇女解放，非待整个的社会革命成功后不能实现。’同志们，我们要做个革命实行者的时候到了！”他喊了声“向左转，开步走”！
雄浑的出发号响起来了。她们扛着枪，雄赳赳，步伐整齐，唱着革命歌曲走出大门。民众立即让开一条道，高呼起口号：“努力杀敌，凯旋归来！”“努力杀敌，凯旋归来！”整齐的脚步声、军号声、歌声、口号声汇成了雄壮的合奏，响彻云霄。西征路上
六月××日
比我们先一天出发的男生队，已经在汀泗桥和敌人开过火了。当火车停住时，我伸出头来一望，忽然看到几个受了伤的同志，痛得在血泊里打滚，“妈，妈呀，痛死我了”地叫。沉痛、凄惨的呼救声，真令人听了心寒。还有两个是死了的，鲜血染红了整个头部，脑浆也迸出来了；另一个是断了一条手臂的，眼睛还在半开着。我请求罗排长（就是后来的共和国大将罗瑞卿）允许我们下车，去救那些受伤的同志，同时把那两个死了的埋葬。排长严肃地说：“不行，火车就要开了，前面的工作比这还紧要，等下一定有救护队来抬的。”我的心里充满了悲壮而凄凉的情绪，开始领略到战争的残酷了！
六月××日
一连三天，都没有好好吃过饭。每天从早晨六点吃了饭，一直要到晚上八点或九点过后才有饭吃。在行军时间，才知道士兵的生活真是人类中最苦、最可怜的！有时，粗糙的米还伴着许多谷壳，每餐像嚼沙子一般不能下咽。菜呢？更不要说了，为了便于携带，老是煮着一锅发了霉的豆豉，撒了许多盐在里面，简直咸得不能进口。说也奇怪，当饥饿了的时候，这些粗硬的饭和臭豆豉，竟比鸡鱼肉还要好吃。扒进口里，像龙珠米似的，一溜就溜到喉管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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