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这本杂志就是《天下》。《自由谭》只存活了六个月，《天下》则从1935年创刊，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事爆发才停刊; 它成了身在亚洲的西方人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项美丽与丈夫查尔斯·鲍克瑟相识相知乃至相爱，其媒介不是别人，正是这份《天下》。查尔斯是《天下》热心的读者和作者，1938年，查尔斯正是读到项美丽在《天下》的专栏文字，才对她发生兴趣，到上海她的愚园路寓所去求见她的。 《天下》的编辑部同人都成了项美丽的朋友，这不仅因为他们都是邵洵美的朋友，“中英文俱佳”，也因为他们的自由知识分子立场。在《天下》那些朋友中，项美丽提得最多的是温源宁，因为他是《天下》的主编。还因为他英文特别好。目前在内地坊间流传的一本念人忆事文集《不算知己》，就出自这位温博士之手。温源宁是在海外生长的华侨，他在英国剑桥大学取得文学博士学位。他的英文好过中文。1933年起，他成为在海内外颇有影响的英文期刊《中国评论》（China Critic）的编委兼专栏作者。他这些颇为特别的身份，使得他得以周旋于各党派各阶层人士之中，在文化界、政界他似乎都是个活跃分子。解放以后因其“反动”立场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而被各种史料忽略。直到近两年才起死回生。项美丽与他的一段交往起自于江西路，续之于她的香港岁月，当时温源宁主持的《天下》编辑部避难香港。他是宋霭龄的座上客，跟正在采访宋霭龄的项美丽又在那里不期而遇。温源宁虽是邵洵美的朋友，但在邵洵美与项美丽的恋情中偏向于项美丽。可是项美丽似乎并未因此而对温笔下留情。她不仅说他自诩“比英国人更像英国人”，（这句话后来被人多次引用，却都并未说明出处。）又说他因此而对真正的英国人心生妒意。然而她还是公平地说： 温源宁当《天下》的主编，是个理想人选。虽然他中文不流利──他是华侨，亦即海外中国人──他的理念却完全是东方的。他喜爱学习古典中文。这一爱好并不妨碍他接受T.S.爱略特（T.S.Eliot）的影响。他也很欣赏A.E.霍斯曼（A.E.Housman）。 还有吴约翰──吴德生，他也是一位有趣的人物： 他那时正在考虑着要加入罗马天主教。约翰在哈佛研究法律，是霍尔姆斯大法官（Justice Holmes）的学生。他追随霍尔姆斯多年。目下正试图将西方的过去与中国的现在融于一体。跟洵美一样，他也非常的中国，甚至拒绝穿西装。 他家中布置完全是传统中国风格。比洵美更极端，他的英文带有浓烈中国腔，而且是宁波腔。 《天下》既是这样一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同人编辑的刊物，它就不免口无遮拦，四面树敌。抗战爆发后，温源宁有理由认为自己的名字已经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而《天下》亦面临被日本人捣毁的危险。再加上来自于一位名叫约翰·阿历山大的英国情报人员的警告，他说有情报显示，温源宁和他的杂志有麻烦了。听了这话，温和其它编辑部成员立即匆忙登上一条去香港的船，奔上逃亡之旅。项美丽不无戏谑地写到这班绅士们的“胜利大逃亡”，在她的笔下，任何事情都好像不无游戏成分： 我从那条船的一位旅客那里听闻过他们这次逃亡的趣闻。起先，那些编辑担心资金困难。匆忙中他们也没法调集他们的银行存款。此外，他们也认为混迹于平实的中产阶级群中，较为安全。所以他们买的是二等船票。然而，上了船之后，温源宁四处一看，发现二等舱环境恶劣不堪，使他无法忍受。于是跑到事务长那里，换了头等舱。全增嘏便对叶秋源道：“既然他换了，我们为何不跟着换，无论如何，《天下》同人应当保持一致。”于是他们也都换到了头等舱。这似乎意味着他们公开了他们的行迹。所以整个编辑部是绅士派头地登陆香港的。 除了这班绅士文化人，项美丽这间绿银色调的小屋也对其他穷文化人开放。他们都成了她专栏文章的素材。这似乎是件一举三得之事：《纽约客》得到一批难能可贵的中国稿。那时候，中国在美国人眼里就跟另一星球一样遥不可及，因此其魅力不下于非洲。再加上日本侵华战争的狼烟四起，那里成了世界上除欧洲之外的另一新闻热点; 项美丽得到高额稿费，使她得以在不久之后辞去报馆的朝九晚五工作，作兼职英文教师加上稿费收入，就足以应付她在上海的高消费生活; 而那些穷文化人，也在她这间小屋找到一方乐土，使得他们可以在这里坐在她的沙发上，喝着她的红酒，指点文坛，谈诗论道。项美丽不止一次将他们的故事写下来在《纽约客》发表，以下这篇文章便是其中之一： 中国人与缪斯 是海文把莎士比亚先生介绍给我的。我发现，很难说这是件令人愉悦之事。自从莎士比亚先生介入我的工作和生活，只要没听到那要命的铃声，就不能说这一晚我己安然度过。当然，我必须应门，因为有可能是家里来了封电报，也有可能是一位带来百万元支票的信差──我必须开门才能获知答案。可每次我一开门，总是看见莎士比亚先生，戴着他那项黑软帽，一脸忧伤。 我想在我家能接待莎士比亚先生当是幸事。海文说他是中国诗坛领袖之一。我不知道，因我读不了他的诗。他也曾为我翻译过一些片断。所以我虽能了解，他是在描写酒后躺到一处树荫，在树叶的掩映下，其乐融融。可我听着这些译诗时，并不能感到这一连串行动之中的抒情意味。当然，当他不写诗时，当他给朋友打电话时，他并不真的叫莎士比亚。他的职业是教书，在课堂上，他以一种伊利莎白风格的英文，把巴特的剧本译成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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