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传说故事属民间文学范畴。民间文学是文学的一种，因而也同样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而决不可能完全是人们头脑中虚拟出来的。
文学，包括民间文学，都有其产生的背景和原因，吕四娘杀雍案也不例外。
雍正身为皇帝，却死得不明不白。由于宫廷不能做出确切说明，自然引起人们的传言与猜测。猜测属于虚构，却并非空穴来风、虚无飘渺之事，否则便不会广泛流传。
民间传说中，首先把杀雍者定位在了与雍正有深仇大恨的人身上。对于这种“定位”，选择的是吕留良的后代——吕四娘。为了说明这种“选择”，让我们先从文字狱说起。
所谓文字狱，就是从文字中寻找罪行，然后进行审讯、治罪，轻者终身监禁，重者满门抄斩。
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字狱自古有之，然而，到了雍正朝和乾隆朝时，达到顶峰。形成罪行的文字，可以是专著、诗文集，也可以是一篇短文，一首诗，也可以是只言片语，而且只要认定这是罪证，那么便不管它是自己作的还是抄来的，甚至援引古人的。可以说“文字狱”是专门对付文人的“特刑庭”。以这种办法来达到长期禁锢思想，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
“文字狱”极其残酷。被判定者，定是逮捕、受审、抄家、监禁、流放，充军、凌迟、杀头。已死的人，则开棺戮尸。对于文字狱还有“连坐”制度。一人犯罪，全家株连，包括妇孺老妪在内，满门抄斩。作者有罪，那么为他写序、跋，题诗、题签者，也都有罪，那些刻印、售书、收藏者也不能逃脱。地方官有牵连者，同样处置，若无牵连，则犯有“失查”罪。因而，一个案件下来，判罪者往往是少则几十人，多则被杀头者就逾百人，被流放、关押、降为奴隶者，则多出被砍头者数倍。真是令人不寒而栗！
为何将杀雍正者说成是吕留良的后代呢？这与吕留良案是个牵涉人极多的大冤案有关！
吕留良案源于曾静案。
曾静是个比较清苦的汉族读书人。中年放弃举业，教授生徒，具有反满意识，人称“蒲潭先生”。雍正六年九月，曾静派门徒张熙带着他的书信和《生员应诏书》前往陕西，交给岳钟琪。
岳钟琪是汉族军官，籍贯四川成都，在平定罗卜藏丹津判乱中表现卓著，受封三等公，调陕西任川陕总督。这个职位自康熙十九年定例，本系八旗人员的专缺。人们认为他是岳飞的后代，因而对他的提升引起争议。反对者认为他必有反满情绪，应对他防备，调离总督要职。民间一些人士则认为，他必然忠义爱民，反对雍正的暴政，而对他寄予希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曾静投书给他。
曾静在信中称岳钟琪为“天吏元帅”。信的内容，据岳讲为：江南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倬上书。其中皆诋毁天朝，言极悖乱，且谓系宋武穆王岳飞后裔，今握重兵，居要地，当乘时反叛，为宋、明复仇等语。《文献丛编》第2辑《张倬投书岳钟琪案》25页上至26页下。岳钟琪接到曾静的书信后，立即审讯张熙，得知夏靓、张倬均系假名，真名分别为曾静和张熙。岳钟琪将曾静案立即奏报，受到雍正的夸奖。雍正说自己朝夕焚香，对天起誓，祝愿岳钟琪“多福多寿多男子”。并即刻派遗刑部侍郎杭奕禄等前往湖南，与湖南总督共同审理曾静一案。
从审讯口供中了解到曾静的政治观点，共有三个方面：
（一）历数雍正的十大罪状，即：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大义觉迷录》卷2。。
（二）主张“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
（三）希望拯救百姓于贫穷。
经审讯又得知，曾静及其门徒们最崇敬吕留良，深受其影响。曾静写有《知新录》。书中甚至提出应由吕留良做皇帝：皇帝合该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中英雄，甚至老奸巨滑，即谚所谓光棍也。……明末皇帝该吕子做。《大义觉迷录》卷2。吕留良（公元1629~1683年），号晚村，浙江石门人。他于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中秀才，后来思想起了很大变化，悔恨自己猎取清朝功名。康熙五年以后，放弃做官求荣，退而著书立说。主张“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他坚持汉族立场，不承认清朝统治，将视为“彼中”、“燕”、“北”、“清”、拒而不称“大清”、“国朝”、“圣朝”。他拒不出仕，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开博学鸿词科，官员推荐他，他拒而不赴；第二年地方官又以山林隐逸举荐他，他也坚词予拒。为避免纠缠，后来甚至削发为僧。他的做法影响很大，所谓“乡晚进有志之士，风闻而兴起其甚众”。
请欣赏:
请给我换一个看看！ 拜托，快把噪音停掉！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 Previous Chapter Next Chap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