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2004-2006中國改革紀事:大碰撞   》 第34節:周其仁      馬國川 Ma Guochuan

  15周其仁:我不願意在“大政府”下討生活
  15?周其仁:我不願意
  在“大政府”下討生活
  周其仁
  2004年9月11日《經濟觀察報》刊登了長篇文章,題目十分吸引眼球——《我為什麽要回應郎鹹平》。在編者按裏,編輯這樣寫道:“在過去的幾周裏,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鹹平對幾傢內地公司提出的質疑,在網民的憤怒和媒體的持續關註中,最終上升到對整個中國産權制度改革的爭論。爭論初起時,本報曾聯繫采訪多年來研究産權與企業組織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但他以‘不喜歡熱鬧’予以謝絶。隨着爭論的持續,周其仁教授改變了想法。他說,原以為國企改革就是需要實踐去解决的問題,現在看來不盡然。中國有句老話: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漸進改革的時間拖得很長,國企的實際形態已經發生大的變化。老的問題沒有完全解决,新的挑戰又提上日程,還是需要在實踐的基礎上有所討論。就這一點,周其仁說他感謝這次爭論對他的激發。”
  周其仁是一個經歷富有傳奇色彩的教授。有一次他在給北大的學生“人生·理想係列講座”第二講做演講時,告訴學生,生命是由一個個點構成,在每一個點處你無法預先知道未來會怎麽樣,衹要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事後看就會發現這些點變成了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這其實也是在說他自己。他告訴學生,自己沒有從狩獵生活看到未來會上大學,也沒有在農村調研時知道自己會出國。當年“上山下鄉運動”時,周其仁在東北山區狩獵7年,在人大上大學時跑到北大旁聽課程時,他非常偶然地受到當時農業部高級官員杜潤生的關註,從此開始了中國農村調研活動,參與中國高層政策討論和製定。1989—1991年,他先後在英國牛津大學、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和芝加哥大學做訪問學者,後獲碩士和博士學位。1996年春季回國後到北京大學擔任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被公認為是中國經濟學研究的重鎮,也是中國制度經濟學家的大本營。它創辦於1994年8月,是集研究、教學和培訓於一體的非贏利性實體機構,直屬北京大學,是該校進行教學和科研體製改革的一種新探索,也是吸引海外留學人員回國服務的一種開創性嘗試。
  周其仁成名於1998年的電信大討論。上世紀90年代初,電信管理的高度集中,電信運營的獨傢壟斷,特別是隨着經濟高速增長而來的對電信需求的急劇增加,以及國傢對電信價格的放鬆、稅收的優惠,從而使中國的電信業成為一個贏利前景甚佳的産業。肥厚的贏利,對那些潛在競爭者而言極具吸引力。結果,以獲得國傢特許權為途徑來打破郵電部對電信業的壟斷運營之序幕便拉開了。1992年原電子部、電力部和鐵道部聯合嚮國務院正式提出組建中國聯通公司的請示報告。但是郵電部在多種場合陳述其反對組建聯通公司。理由是通信具有自然壟斷性,而且事關國計民生、國傢主權與安全,統一掌握和建設可以避免重複建設,統一或壟斷經營本身並不排斥壟斷企業的內部競爭等等。但鐵道部等三部的報告得到了當時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的批示:“看來是件好事,有助於加強通信事業,緩和電話不通的矛盾”。他還特別指出,“我國的通信事業要發展,必須在統一規劃下充分發揮各方面積極性,不能一傢壟斷。”幾個“回合”下來,經過深思熟慮、利弊權衡,國務院最終於1993年12月正式同意由原電子部、電力部和鐵道部共同組建中國聯合通信有限公司。
  但是兩傢壟斷局面仍然引起了人們的不滿,電信價格政策問題在1998年3—6月期間掀起了一個全國性的討論高潮。經濟學家談電信壟斷,各種類型的電信不合理收費和服務案例等等,構成了聲勢浩大的話語運動,最終使得國傢有關部門被迫有針對性地調整相應政策,如承諾拆機後部分返還電話初裝費,舉辦郵政電信資費聽證會,電信資費降價等等。這次爭論之後,電信業內——包括信息産業部的領導,基本都認同了以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為代表的充分競爭理論。從始至終周其仁都是打破壟斷、開放市場的最堅定支持者,而最後方案的開放程度也超出了許多人的預計。但是與輿論看法不同,周其仁認為自己對這次改革的影響微乎其微。“後來好像說我有什麽通天的功夫,其實我根本什麽都不知道,衹不過是我寫的東西他們行業內的都在看而已。”周其仁認為自己很清醒,衹是在情勢已經成熟的時候喊了兩聲,“就好像天亮是你雞叫叫出來的,可事實上沒有這個事情。是天亮了,你正好叫。靠公雞叫是叫不亮天的。”他認為,當時的分拆原本就是大勢所趨。但是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是,周其仁由此名噪天下。
  媒體這樣描述周其仁,“這位教授的工作狀態在大部分時間裏是這樣的:離開講臺後,馬上飛到某個地方進行實地考察,然後再趕回學校上課”。在2005年《南風窗》雜志評選出來的“公益人物”榜上,周其仁赫然在上。頒奬詞這樣寫道:近來主流經濟學家遭遇大衆的信任危機,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這個群體所采取的立場,為既得利益團體和富人立言導致了他們在大衆心目中失去了公正性和獨立性。周其仁的特別之處在於,他雖然與商界關係密切,經常從企業和企業傢的角度來談論問題,但這種傾嚮來源他的自覺和學術觀念,來自對中國國情深入瞭解後的“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妥協,與那種大衆所不齒的赤裸裸的交易有着根本的不同。
  頒奬詞透露,周其仁的夫人梁紅是高盛中國公司的經濟學家,而且周其仁有充足的影響力和實力親近政商,他卻始終如一地刻意與政界、商界、媒體保持距離,他說:“電視臺的聚光燈下,千萬不能站,站了,就會給調研帶來太多麻煩。”相比於許多“土洋結合,財富滾滾”的名流家庭,顯得青濯獨立。
  頒奬詞還特別提到,“2005全年,周其仁教授沒有再發表類似《我為什麽回應郎鹹平》那樣激情勝過理智的言論,也沒有招致‘周郎之辯’中那許多的關註和非議”。由此可見《我為什麽回應郎鹹平》影響之大。
  在這篇長達萬字的訪談錄中,周其仁首先講了關於郎鹹平的故事——
  幾年前,我當面聽他講亞洲和香港資本市場上大股東如何剝削小股東的故事。早知道有西方財務專傢搞這個話題,但聽下來還是不免心裏生疑:要是衹有“剝削”沒有好處,小股東們為什麽不跑個精光沒等我問出口,郎鹹平故作神秘地“爆料”,說連李嘉誠也托人捎話求他再不要點名。我想這位先生對自己的“學術發現”大概也心中沒有底,否則為什麽需要添加這種小作料不料今年暑假到上海,長江商學院的主事人要我見識那裏出色的學員,我應邀前往研討。事後主事人介紹教授陣容,赫然聽到郎鹹平的大名。當時我真的大氣不敢出一聲,就是心裏嘀咕:要是我高調指控過李嘉誠,怎樣也不會到他的機構任職。不過我是我,人傢是人傢,可以各行其是的事情,不應該拿來作為辯論的題目。
  周其仁直陳:“撇開官司問題,我的確看不到郎鹹平的指控裏真有什麽復雜的學理、概念和推理。那麽為什麽現在又决定回應郎鹹平我自己方面有三點原因。第一,據說郎氏指控的應之者衆,不少人情緒激動,以為郎鹹平真的穿上了皇帝的新衣;第二,問題已經從指控三傢公司侵吞國資,升級為‘所有産權改革都在侵吞國有資産’。拍腦袋産生出來的産權改革思維,正是我們的國有資産大量流失到私人企業傢手中的重要理論根據。而區區在下,雖然至今尚沒有被郎氏攻擊波點名批判,但近20年研究的就是産權改革,白紙黑字寫下的文字,嚮來對産權改革的實踐和理念不遺餘力。有人高調叫陣,不出來應一句太看不起人傢。第三點重要,郎鹹平已經聲明,不但要‘結束國退民進的産權改革’,而且要‘改變國傢政策的方向’,把中國變成‘大政府主義的國傢’。本來郎鹹平們喜歡什麽樣的體製,自有他們的自由,他們願意在大政府、大國有製下討生活,我沒有意見。但是誰也不要指天畫日,非要把不願意過那種日子的人也強拉進去。我不代表任何別人,衹代表我自己。自從上世紀60年代末到東北國營農場上山下鄉,我對那種名義上是全民財産的主人,實際上眼看着鼻子底下的浪費和揮霍都無能為力的體製早就夠了。要知道郎鹹平現在討論的是國傢體製,要是真按他的路綫走,我自己連一句話也不曾講過,到時候何處去找後悔藥我講了,生性不喜歡熱鬧,但是還有一條,真有需要的時候,也不怕熱鬧”。
  他批評道,“郎鹹平不是口口聲聲說他靠數據說話嗎連海爾究竟是什麽製的企業也沒搞清楚,怎麽就敢高調展開攻擊好比一位動物學家,用馬的數據發現了關於馬的偉大定理,然後大事喧嘩,不料人們圍上來一看,居然是一隻鹿!應該尷尬之至、無地自容吧,怎麽還說自己‘治學嚴謹’更叫人跌破眼鏡的是,當海爾公司發言人聲明‘衆所周知,海爾不是國有企業’之後,這位大監管對自己指鹿為馬的行徑不但不感到有一絲歉意,或多少覺得有點難為情,反而以攻為守,繼續嚮海爾高調指控‘即使海爾是集體所有製企業,它內部仍然存在兩方面的利益代表。而(海爾職工)持股會的整個運作過程,恰好是一個將資産從青島市嚮內部員工持股會轉移的過程。’這是什麽意思是不是就算是一隻鹿,鹿也有鹿的問題!容我不依不饒問一句,你郎鹹平先前關於海爾持股會‘侵吞國資’的罪名,究竟是成立還是不成立如果還成立,為什麽寬大為懷不予追究如果不成立,那麽誰對那樣渾不負責任的指控負責你以為你是誰,是趙高再世嗎”
  周其仁表示不解,“這位自稱‘世界一流、亞洲第一人’的公司財務專傢,有沒有受過起碼的邏輯訓練,為什麽他的思維如此缺乏最起碼的一致性”
  周其仁把這次“郎旋風”涉及的三個案例總結了一下:海爾背了大集體所有製的歷史包袱,要界定存量資産,被郎鹹平先後指責為“侵吞國資”以及“侵吞大集體資産”;TCL的政府與企業傢面嚮未來簽訂利潤分成、高管持股合約,郎鹹平指責“國有資産稀釋和轉移”;科竜沒有及時改,“打工老總”到點下課,政府“老闆”親自上陣打理,落個被格林柯爾收購的下場,又被郎鹹平說成是産權改革提供了“國退民進”的盛宴。“我是想破腦袋也想不出來,到底怎樣郎鹹平纔覺得對”。
  在周其仁眼裏,郎鹹平“國資是誰的你的、我的、我們大傢的”是他自以為煽情的講詞,是他在“瞎摻和”。“有他什麽份兒國資再産權模糊,權利主體不包括他應該很清楚。因為他根本沒有在這個體製下勞動、生活過,工作從來不是命令指派,一輩子沒拿過低薪,不知道什麽叫‘說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更從來沒有使過糧票布票肉票雞蛋票。憑什麽郎鹹平也有權說國資是他的當然是中國人,更是一個中國的原則,但財産關係要明確界定,不可以彼此共産,否則天下大亂。套套近乎、唱幾句高調,財産權利就占一份,不是正派行為。說得嚴肅一點,這叫企圖染指國資。大叫保衛國資的英雄們哪裏去了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也可以說國資有份,正好說明傳統的國資非改不可”。
  周其仁認為,叫停改製的戰略,不論主觀動機如何,實際效果衹能是延長國資被攫取的時間、增加國資被攫取的機會和數量。正確的選擇,是堅持改製方針,增加改製的透明度,提升改製的程序合理性,盡最大可能減少改製中的攫取損失,“從歷史經驗看,解决社會矛盾靠階級鬥爭為綱不是辦法,以窮鬥富,就是鬥得個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幹淨,不實現法治,還是不能擺脫那個歷史興衰的周期律”。
  耐人尋味的是,這篇訪談的最後特別註明:本次訪談的文字,經被訪問人審閱修訂,由被訪問人負全部文責。



   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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