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外国公使，常常在蒲安臣家里聚会……在那里，我们一边吸着雪茄，一边讨论过去和现在的对华政策。而且，在每个下午这样的会议后，大家共同散步，还是讨论我们对华的未来政策，应该如何。
———（英）李泰国（曾任清朝总税务司）
这些先锋队所搜集有关（中国）民族、语言、地理、历史、商业，以及文化的情报，将其送回国内，对于美国的贡献是很大的……我认为，中华帝国的总税务司、外国的外交官和领事、商人和海军，都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开放整个中国的更大工作，是辛勤的传教士之功。
———（美）田贝(驻清公使)
光绪五年曾经北洋大臣李奏设织布局。乃事隔十年，仍未奏效。询其所由，则以资本不充，办理者或未尽善。今则重为整顿，十年之内不许他人再设织局。而所设织机不过二三百张，每日开织只五六百匹，岁得十八万匹，仅当进口洋布八十分之一耳。则十年之间所夺洋人之利，奚啻九牛之一毛哉。
———马建忠《民富论》
它（英国汇丰银行）在1880年就十分确定地赢得了在中国贸易中发号施令的地位。英国很多商行同它有利益关系。同所有的海外银行一样，人们谴责它为了英国人的利益而用不正当的手段操纵贸易。但是，对它主要的批评是它掌管了中国海关收入的特权，并且往往为了它自己的目的而使用这些收入。这是造成它压倒一切财政势力的重要原因，使它成为英格兰银行的强大支柱。
———季南《1880～1885年间英国在华的外交》
自1860年长江开放汽航以来，以万计数的中国民船，都被迫退到长江的支流内去航行了。这些被迫退入支流的船民，与早已充满支流的船民，发生激烈竞争；在这竞争中，穷饿而死的，难以数计。
———美国国务院存档之《中国文件》
“洋务派”轻而易举地战胜了“保守派”，却并不意味着洋务运动本身会随即蓬勃兴起。咸丰皇帝突然死亡、八位顾命大臣被“祺祥政变”、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恭亲王摄政、湘淮势力的异军突起……都为随着系列《北京条约》而来的洋务运动及“同光兴盛”笼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在同光兴盛的表象下，大清帝国内部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潜在着诸多隐患——%%%贸易逆差逐渐扩大
两次鸦片战争所促成的口岸开放和低关税条约，使涌入中国城乡的国外工业品与日俱增。在商业和商品繁荣的背后，首先是进出口总量对比的变化。1871～1873年，清政府出口收入比进口开支多400万两，到1881～1883、1891～1893年，对应数字分别下降为负1800万两和负5200万两，而当时的中央财政收入约每年八九千万两。%%%大宗商品被洋商控制
在进出口同步增长，贸易逆差与日俱增的背后，更有大宗出口产品逐渐被外国势力控制的问题。在19世纪60年代，东北的皮革、山东的帽辫，逐渐被外商压价收购；英商及其买办还深入蒙古收购驼绒；19世纪70年代湖南湖北的茶价被俄国砖茶商控制；福建六种茶叶的每担收购均价，从1870年的36两下跌到1885年的25两；“湖南煤铁之利，自昔甲于天下……自与洋人互市，洋煤洋铁阑入内地，洋铁洋煤之销路占进一步，则湘铁湘煤之销路退缩一步，以致湖南煤铁不能售出境外，其利皆为洋人所占。”（张之洞《劝开湖南煤矿示》）以胡雪岩破产为标志，1883年之后，以丝绸闻名的江苏一带，其生丝和丝制品均被外商操纵；19世纪80年代后，日本大量收购中国棉花，并返销棉纺织品。%%%各国勾结，干涉政治经济和内政外交
在同光兴盛时期，各国在华势力不仅控制中国进出口贸易，还相互交换情报，商讨对策，逐渐渗透，干预中国政治和外交。曾任总税司的英国人李泰国记载：“这些外国公使，常常在蒲安臣【美国驻华公使】家里聚会……在那里，我们一边吸着雪茄，一边讨论过去和现在的对华政策。而且，在每个下午这样的会议后，大家共同散步，还是讨论我们对华的未来政策，应该如何。”【这是一种有组织的国际反华俱乐部。美国很早就积极扮演侵华俱乐部组织者的角色。该组织的活动有待史学界研究。】
在赫德、蒲安臣和其他驻华公使、商人们的诱导下，1867年底，奕 奏准委派准备回国的蒲安臣顺便作为“大清国大皇帝特派钦差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众人大臣”，由英国使馆翻译柏卓安、法国人德善为协理，带着总理衙门两个章京，出使欧美各国。【总算还是有两个中国人——虽然只不过是秘书、杂役？蒲安臣竟然擅自与美国国务卿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八款”。1870年2月，蒲安臣病死于俄国，这场国际外交丑剧才收常
光绪年间，《庸书》一书的作者陈炽，对赫德长期把持海关提出指责：
“天下事，利之所在，即权之所在，不可轻易假人者也。乃有非我族类，久假不归，盘踞要津，根深蒂固。海关厘税，岁入三千万，仰其鼻息以为盈虚。引党类数百人，糜工费二百万，渐而阴持朝议，显绾邦交，苟或侵之，颠厥立至。囤钞数以百万，本国家自有之利源，乃一意把持，据为己有。浮标灯塔，行海之耳目，亦习焉不察，举为授之。家资之富，可以敌国……皆诡寄他人，运归本国。阻挠税则，左袒西商。邓承修议增一人，则借他事以轧之；曾纪泽欲代其位，则造诽语以倾之。貌类忠诚，心怀鬼蜮。英拟授以出使之任，而乞假回国，密请改授他人，诡计阴谋，莫窥其际。英君主授以男爵，功在彼国，其事可知。近与越南、西藏立约通商，扶植其弟（赫政），冀稍效劳绩，身故之后，世袭其官。西人之入中国者，尊敬畏服，望若天人，视官吏蔑如也。”%%%教会的特殊使命
在通过海关、外交官、军队深刻影响中国经济、政治、外交之际，西方国家还通过种种教会活动，广泛刺探中国的政治经济情报，诱导、收买人心。其中，美国基督教教会的成绩特别“出色”。
美国公使田贝多次强调：“这些先锋队所搜集有关（中国）民族、语言、地理、历史、商业，以及文化的情报，将其送回国内，对于美国的贡献是很大的。”“我认为，中华帝国的总税务司、外国的外交官和领事、商人和海军，都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开放整个中国的更大工作，是辛勤的传教士之功。”
通过开设育婴堂，“大大地增加异端分子对我们的好感”；通过开设医院，“医生每天与他的病人接触，很容易把基督教的真谛灌输到病人的脑子里去”；通过开办学校和报纸，“是哲学和科学的研究，浸润于基督教教义中，才能使人们的内心卑怯，使其在宇宙的创造主面前低头。”%%%畏洋、媚洋成风
太平天国时期，李鸿章在率领淮军开赴上海前，就如何与洋人打交道向“我的老师曾国藩”请教。这位日后的“中兴第一名臣”告诉他：
“洋人之患，此天所为，实非一手一足所能补救……与洋人交际，其要有四语：曰言忠信，曰行笃敬……无论彼之或顺或逆，我常常守此而勿失……皇上登极以来，外国盛强如故，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更改，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此已事之成效……以后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惟万不得已而设备，乃取以善全和局。”
守着这个“护身符”——或者说打着这样的幌子，李鸿章在中日台湾、琉球、朝鲜冲突、中俄冲突和中法战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不顾朝野上下强烈反对，毅然促成了一个又一个胜仗败约：继续维持洋货低关税；海关继续由英国人赫德等控制；不断增开通商口岸；不断放任列强对邻国藩邦的侵犯。
中堂大人们的畏洋和媚洋，被习惯于上行下效、擅长于见风使舵的各级“奴才”（官吏）自觉遵循不渝，使洋人在中国充分享受着“最惠国待遇”的好处。%%%官商勾结，损公肥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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