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类 》 春秋大義   》 二      熊逸 Xiong Yi

　　這樣看來，治國也不難嘛，堯舜行，我也行！衹要接手的是個好攤子，搞搞形式主義就可以了，這也實在太容易了！做領導的完全可以那什麽垂拱而治、無為而治啊，對了，就像齊桓公那樣。
　　不錯，成功的例子就擺在那裏鼓舞着我們，遠的有大舜，近的有齊桓公，可是，如果追問一下的話：料理一個國傢，總得有不少工作要做吧，都垂拱、都無為，那誰來真正做事呢？
　　當然得有人做事，他們不但要做，還要吃苦耐勞、任勞任怨地去做。領導的垂拱而治也好，無為而治也罷，全都得建立在手下人努力工作的基礎上——有稱職的小弟在打理，老大才能專心享福呀，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所以，從這層意義上說，“無為”的關鍵就在於用人。齊桓公不就是用了個管仲麽，人傢管仲可一點兒都不“無為”。
　　事情正是如此。董仲舒在解釋為什麽堯會給舜留下一個好攤子的時候說：堯在剛剛作老大的時候並不好過，但他致力於搞掉壞蛋、任用好人，於是，沒過多少日子，堯手下的壞蛋紛紛死走逃亡，而能幹的好人則被一個個提拔了上來，天下由此漸漸走嚮大治。
　　——這是儒傢政治思想的一個重要的、也是影響尤其深遠的主張：組建好人政府。用諸葛亮的話說，就是“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前出師表》）歸根結底，搞好政治的關鍵就在於“用人”兩字，衹有把“用人”一關把好了，領導纔可以“無為”。
　　在人治的大背景下，“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聽上去擲地有聲，可仔細一捉摸，這用人之道豈不成了擲色子——齊桓公不疑管仲，這是擲了一把“豹子”；唐玄宗不疑安祿山，這是擲了一把“蹩十”。一國政治的好壞，全要仰賴賭徒的眼光和老天爺給的運氣？！
　　“用人”的這個思想直到現在都還很有市場，評書裏給我們講了無數忠臣和姦臣的故事，讓我們瞭解到：搞掉姦臣、信任忠臣，就可以萬事大吉。“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這八個字是緊承着“親賢臣，遠小人”而來的，同樣是千百年來廣泛流傳的至理名言。最好的統治者應該做到的就是：有一雙明亮的眼睛，能夠準確識別出誰忠誰姦，然後，賦忠臣予重任，給他充分地放權，讓忠臣可以不受束縛地大展拳腳。
　　這一理論/理想在一部部的評書和電視劇裏得到了無數次光彩照人的實現，也似乎贏得了人們的普遍認同，但是，如果考察真實的歷史和真實的生活，我們卻會驚訝地發現：如此一個婦孺皆知的淺顯簡明的道理，卻很少真正地發揮過什麽作用。
　　也許因為，這一道理受到了以下三個至少同樣重要的道理的挑戰：
　　1）人是趨利避害的；
　　2）沒有人是一成不變的；
　　3）權力是最好的腐蝕劑。
　　聰明的領導無論嘴上說什麽，對這三句話無不心知肚明。我們來回顧一個盡人皆知的故事：韓信在平定齊國之後，派使者嚮劉邦請求封自己為代理齊王，惹得劉邦差點兒當時就翻了臉。我們如果把這件事反過來想想：韓信如果不嚮劉邦提出這個“過分”的要求，劉邦對韓信會怎麽想呢？——這是一個權力場上的通則，所以蕭何鎮守大後方的時候會故意去廣置房地産，甚至還做出了一些搶男霸女的勾當；所以王翦在統率大軍攻打楚國的時候，一次次地嚮秦王寫信要求賞賜。韓信的這個要求其實並不像《史記》裏所暗示的那樣“過分”或者“幼稚”，如果換了我，我恐怕也得這麽去提要求。韓信、蕭何、王翦，乃至許許多多朝代裏許許多多的臣僚，他們用這種手法往往都是在嚮天威難測的主子作出一種明確的暗示：我的野心不過如此哎，請您千萬放心！而這種暗示因為符合基本人性，符合上述三條原則，所以是比較容易被領導相信的。這甚至嚮我們昭示了一個非常令人不快的道理：在權力場上，作貪官乃是保全自己的一種有效手段，適度的貪更容易讓領導對你放心。
　　“親賢臣，遠小人”和“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看上去已經顯得有些可笑了。對皇帝而言，能夠讓自己放心的正是那些有適度辦事能力的貪官而不是清官，這也就意味着，在專製體製下，所謂反腐，往往衹是權力博弈的手段和副産品（詳見《孟子他說》第二册“綿羊世界”一節），機靈鬼們誰也不會拿反腐這個名詞當真，因為真正讓皇帝顧忌的恰恰是那些光彩照人的清官，所以這些人才是最容易被清理的對象。
　　我們這裏說的都是貨真價實的清官。首先從技術層面來看，清官不好管理。這就好比你開了一傢公司，以業績提成的方式來激勵員工，但有這麽幾個員工出身豪門，錢多得幾輩子花不完，來上班衹是為了消磨時間，還有幾個是苦行僧出身，視金錢如糞土，所以，他們自然有自己強有力的一套工作觀念，你想用提成和處罰來控製他們，可人傢拿你那點兒小錢根本就不當一回事。你就算拿開除來威脅他們，人傢也毫不在意。所以，這樣的員工是沒法管理的，即便他們能力再強，但用起來很不順手。當初趙構問嶽飛國事如何可為的時候，嶽飛回答了一句千古名言：文官不愛財，武將不惜命。——可是對皇帝來講，如果手下文臣武將全都符合嶽飛的這個標準，國事反倒根本不可為了：奬勵對他們沒有激勵作用，懲罰對他們也沒有震懾作用，沒法使喚呀！而更加要命的是，這句名言雖然聽上去光芒四射，被一代代的草民們無限憧憬着，可當草民們真的置身於不愛財的文官或不惜命的武將的治理之下的時候，反倒有可能燃起對貪官的懷念呢。《老殘遊記》也有一段名言，正好適合拿來和嶽飛的名言配對來讀：
　　【贓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蓋贓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為非；清官則自以為不要錢，何所不可，剛愎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國。吾人親眼所見，不知凡己矣。】
　　清官們正因為覺得自己不愛財、不惜命，毫無私心，占據了道德上的製高點，做起事來便了無顧忌，於是草菅人命者有之，禍國殃民者有之，老百姓們看着他生活之儉、執政之勤，再加上那一臉的正氣，也就衹有感動的份，哪還看得見有多少滔天大禍都是他一手造成的。
　　不妨使勁想一想“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方方面面，或許也可以找另一句名言配對來讀——這是傑弗遜說的：信任是專製之母。那麽……
　　從另一方面來看，完全沒有欲望的人是不存在的，貪財和怕死是所有正常人的正常情感，個別人不貪財、不怕死倒有可能，但如果拿這個標準來作為文武官員稱職與否的考核指標，估計90％以上的人都得落馬。但又因為當官是件一本萬利的買賣，大量競爭者自然會涌進這個行當。——在這兩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越是厚顔無恥之徒越容易毫不臉紅地把自己扮成既不貪財、又不怕死的道德楷模，而正派人往往又拉不下臉來和小人比虛偽。於是，在這樣一種高尚的遊戲規則之下，衹能是口號日漸響亮，人渣步步高升。中國傳統文化最擅長的就是講道德，可兩千年來，每個時代都在感嘆“世風不古”，這真是個莫大的諷刺。而更有諷刺意味的是，直到今天，還有不少人在鼓吹傳統文化的道德樣板，這至少會讓一百年前的郭嵩燾死不瞑目的。
　　那麽，有什麽辦法能達到這樣的效果：“即使是壞蛋，為公益服務也符合他自己的利益？”這話是英國老哲人休謨說的，很典型地代表了東西方關註點的差異，是呀，這個問題就其本身來說似乎也是荒謬的，更何況它幾乎從未被東方文化所認真關註過。
　　退而求其次，在中國傳統文化當中，孟子勸齊宣王的那些話倒像是個合情合理的辦法：貪財不要緊，領導有錢賺，要讓大傢一起有錢賺；怕死不要緊，領導保平安，要讓大傢一起保平安。i另一方面，如果以小人之心揣度，一個拿小錢不當回事的人很可能是在流着口水盯着大錢，一個人如果沒有常人共有的那些欲望，那他很可能所圖甚大。還有，清官是容易贏得民心的，這一點也足以引起皇帝的擔心。想想田姓篡齊、王莽篡漢，這不都是由能力強、清譽高的小弟把老大給推翻了麽！
　　即便在上上下下貪成一片、民怨沸騰的時候，皇帝照樣會喜歡貪官，而且，也會更加忌諱清官。因為越是這種情況，清官越容易贏得民心；而老百姓憎恨貪官，卻常常期望九天之上的皇帝會出面製裁。和皇帝爭民心無疑是最冒險的行為，回憶一下前文所講：功勞永遠要歸於領導。
　　——這纔是專製體製下真實的權力運作，儒傢知識分子口口聲聲的“親賢臣，遠小人”的勸導雖然在兩千年來回音不絶，讓我們幾乎信以為真，但是，它始終衹代表了一些善良人們的善良願望和一些聰明皇帝的表面文章。
　　我們說儒傢兩千年傳統如何如何，在這個問題上，“說”的傳統歸儒傢，“做”的傳統卻是要歸法傢的。
　　儒法不兩立，他們常常會為了“立”自己而先“破”對方。董仲舒在對策裏繼續說道：周朝開國大搞德治，於是乎天下太平，而秦國卻搞法傢那一套，社會風俗迅速敗壞，“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看，董仲舒後來搞的“《春秋》原心定罪”正是直接反動秦法的。
　　說到這裏，有人可能會懷疑：“古代學者們經常虛構歷史，既然儒傢可以把堯舜禹美化到無以復加，是不是也同樣地把秦國貶低得一無是處呢？秦國，乃至秦朝，當真這麽差勁嗎？”
　　當然不可能真差勁到這種程度，不然毛主席怎麽會盛贊秦始皇呢。他還寫過這樣一首詩送給郭沫若：
　　【勸君少駡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竜魂死業猶在，孔學高名實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詩裏有兩句話尤其值得註意，一個是“祖竜魂死業猶在”，一個是“百代多行秦政治”，似乎是說秦始皇雖然死了，但他的核心政治精神卻永遠活在後代皇帝的心中。——如果往下繼續討論的話，就會進入一個頗有爭議的話題，比如錢穆就認為中國專製傳統絶非一成不變的。所以，為了謹慎起見，我們還是把這句話的涵義苛刻地局限在“核心政治精神”上好了。
　　那麽，董仲舒所謂的秦國在法傢精神的指導下社會風俗急驟惡化到底有沒有可靠的佐證呢？感謝考古發現，睡虎地出土的竹簡嚮我們展示了秦國的一些法律條文，裏邊居然詳細寫出了對兒子和父母之間偷竊財物的處理辦法；還有：作妻子的如果舉報了幹了壞事的丈夫，自己的財産可以免於充公；如果是丈夫舉報妻子，妻子的財産可以用來奬勵丈夫。看來即便是父子夫婦這樣的至親關係，也都各有各的財産，睡覺的時候還要睜着一隻眼留心對方！
　　儒傢知識分子對這種情況是最為痛心疾首的，賈誼《新書》裏有一篇“時變”，描寫秦國法傢當道下的社會風俗，說：商鞅這壞小子違背倫理，治國方針全部就兩個字：一個是“耕”，一個是“戰”，老百姓全都成了國傢大機器裏的一個個蠃絲釘，衹知道種地和打仗，多收了糧食能拿提成，多斬了人頭也能拿提成，全部生活就衹有這些了。也就是兩年的光景，秦國的風俗變得慘不忍睹。秦國人生了兒子，如果傢境富裕，兒子長大之後就要分傢獨立；如果傢境貧寒，兒子長大之後就得入贅到老婆傢去。如果父子之間藉把鋤頭啥的，換了咱們，還提什麽藉呀，直接拿過來用就是了，用壞了也無妨；可在人傢秦國，兒子要是藉給親爹一把鋤頭，馬上就會面露得色，好像施了多大的恩德似的！還有哦，兒媳婦給嬰兒喂奶，能毫無芥蒂和公公坐在一塊兒；婆婆和兒媳婦很少能有和睦相處的，摔摔打打已經成了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ii
　　——現在常有人說陝西一帶民風淳樸，看來這得感謝新社會，兩千多年前的秦地風俗想想也讓人脊背發涼。不過呢，賈誼這話也不知道寫實性到底多強，他前邊纔說了兒子長大之後就離開父母，後邊緊接着卻說兒媳婦和公婆相處的事，好像有點兒矛盾哎。
　　儒傢千載說商鞅，幾乎衹有一個駡字，但《史記·商鞅列傳》卻持截然相反的說法：商鞅的改革搞到十年的時候，秦國人民都很滿意，社會上路不拾遺，山無盜賊，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iii——那麽，到底誰說得對呢？
　　我也不知道誰說的對，但蘇軾在《東坡志林》裏有一篇《司馬遷二大罪》，說司馬遷有兩大罪狀，就是論商鞅和桑弘羊之功，而這兩位仁兄都是自漢代以來的學者們一致恥於討論的，至於說商鞅的改革成果，諸如“路不拾遺，山無盜賊”雲雲，分明是戰國遊士的邪說詭辯，卻被司馬遷道聽途說之後載之史册。iv
　　——蘇軾此論，似乎有他藉古諷今的一面，矛頭應該是指嚮王安石變法的。但從語氣上看，蘇軾倒也不像是在編造歷史來迎合己意。那麽，到底商鞅的改革成果是怎樣呢，到底事情的真相如何呢，反正我是沒法判斷的，惟一能說的是，無論正方還是反方，字裏行間都在強調着“風俗”的重要性。
　　儒傢是非常重視“風俗”的，他們認為風俗具有極高的政治意義——想想杜甫詩句裏的“緻君堯舜上，但使風俗淳”。商鞅的法傢之道看起來讓人心寒，好像這是和“風俗淳”南轅北轍的。孔子講過一個故事，說父親偷了人傢的羊，兒子不但不檢舉，反而包庇，這就是“直”啊，社會風氣就應該這樣纔對。v可在商鞅政策下的秦國，具有代表性的畫面卻是“兒子要是藉給親爹一把鋤頭，馬上就會面露得色，好像施了多大的恩德似的。”（假父耰鉏杖彗耳，慮有德色矣。）——一個是“證羊”，一個是“藉鉏（chu-2）”，對比鮮明，陳寅恪曾經用這兩個典故作了一首七絶：“證羊見慣藉鉏奇，生父猶然況本師。不識董文因痛詆，vi時賢應笑步舒癡。”詩中第三句“董文”之“董”恰是董仲舒，而最後一句的“步舒”則是我們前文講到過的董仲舒的高足呂步舒——這三個字也正是陳寅恪這首詩的題目。
　　恐怕一般老百姓都會同意，作為風俗來說，“證羊”總比“藉鉏”要好，而儒傢知識分子的任務就是：讓統治者也能有這種認同感。果然，賈誼還在另外一篇《俗激》當中議論過移風易俗對於國傢政治的重要性：
　　【夫邪俗日長，民相然席於無廉醜，行義非循也，豈為人子背其父，為人臣因忠於君哉？豈為人弟欺其兄，為人下因信其上哉？陛下雖有權柄事業，將何寄之？管子曰：“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醜。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無識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不可為寒心？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棄禮義，捐廉醜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乎否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剄大父矣，賊大母矣，踝嫗矣，刺兄矣。盜者慮探柱下之金，掇寢戶之簾，攓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拾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諸侯，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已。其餘猖蹶而趨之者，乃豕羊驅而往，是類管子謂四維不張者與，竊為陛下惜之。
　　以臣之意，吏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時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移心而嚮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弗為不立，不植則僵，不循則壞。秦滅，四維不張，故君臣乖而相攘，上下亂僭而無差，父子六親殃僇而失其宜，姦人並起，萬民離畔，凡十三歲而社稷為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冀幸，而衆下疑惑矣。豈如今定經製，令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冀幸，群衆信上，而不疑惑哉。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製不定，是猶渡江河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也，船必覆矣。悲夫！備不豫具之也，可不察乎！】
　　賈誼憂心忡忡：哎呀呀，世風日下啊，笑貧不笑娼，禮義何在啊！我們一定要重視精神文明建設，可不能再這麽下去了，國傢要亂的呀！在傢是逆子，在朝必定是姦臣。管仲當年提過“四維”的概念，我覺得很好，值得提倡。所謂“四維”就是“四個綱領”，即：禮、義、廉、恥。我建議組織各級政府深入學習“四個綱領”，對“禮義廉恥”我們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還要組織群衆學習討論，讓大傢知道什麽是禮義，什麽是廉恥！看看現在，啊，看看現在，太令人痛心了，大傢都在追逐私利，根本忘記這世上還有道德了。刑事案件裏有殺害祖父母的，有傷害養父母的，有刺傷兄長的，小偷們也比以前更有膽色了，敢偷帝王陵墓了——那天抓着一個，這小子居然還敢嘴硬，扛着把洛陽鏟硬說自己是考古工作者！我真是氣不打一處來：你考古也沒人說什麽，可你挖的那墳，那是古墓嗎？呸，先皇纔死了半個月不到啊！唉，還有光天化日在鬧市搶劫官吏的，這些老百姓也不知都是從哪兒聽說的，以為是個當官的至少都趁幾百萬！還有更離譜的，有人詐稱朝廷之令，從國傢糧倉詐騙走了十萬石糧食，糧倉主管都給氣哭了，說：“我這個官倉鼠兩年了纔貪掉八萬石，我不平衡！”還有喜歡現金的，騙走了朝廷六百多萬稅款，查都沒法查，因為朝廷的統計數字從來就沒有真實過——主管官員都習以為常了，有一次我看見一個小孩纏着老師非要改考卷的分數，這孩子考得不錯，一百分，可他非讓老師給改成八萬分，我好奇一問，這孩子說拿一百分的捲子回傢他爸爸會打他，他爸爸是管統計的。——唉，這個動蕩的世界呀，禮義廉恥全都不見了，實在該是號召全國來學習“四個綱領”的時候了！
　　——賈誼說話簡直像個憤青，可是，我們如果仔細一想，這裏面好像有問題呀：賈誼在《時變》裏斥責的是秦國的法製，反正被推翻的政權全是壞的，屎盆子可以隨便扣，可在《俗激》這篇裏，賈誼怎麽說的全是他本朝的事啊？漢朝政治號稱反秦之道而行，可從這裏看來，社會風俗怎麽竟和秦國相差不多呀？
　　政治的兩面性開始露頭了。改朝換代的一般原則是：被推翻的那個朝廷罪大惡極，而新朝則反其道而行之，敵人反對的我們就支持，敵人支持的我們就反對，漢朝這個時候可供參考的歷史經驗並不太多，大傢很奇怪為什麽龐大的秦王朝僅僅十四年就土崩瓦解，這可真是史無前例的。學者們深入研究，發現秦朝實行法治，不行仁義，既然認清這是禍根，那我們漢朝就多行仁義，少搞法治好了。賈誼和董仲舒就全是持這種觀點的。我們很多人都知道漢朝初年的休養生息政策，這是不假，秦朝盡搞國傢工程，勞民傷財，又打了那麽多年仗，老百姓實在吃不消了，好好休息吧；可事情的另一面是，在“休養生息”之外還有一個詞叫做“漢承秦製”，顧亭林在《日知錄》裏就說：“漢興以來，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古人這類說法很多，話比較重的還說漢朝延續了秦朝的弊政，總而言之也就是說，漢朝自己沒搞過什麽原創性的政治改革，而是拿來主義，全盤秦化。比如，當年針對老百姓苦於秦朝的繁密刑罰，劉邦提出了深得人心的“約法三章”，而實際上，這“約法三章”並沒有實行太久，蕭何後來給漢朝編製法律，直接就把秦朝的法律條文拿過來稍加修改就用上了。所以我們不要以為漢朝前期法網真有多寬，有寬的時候那也是因為放鬆執法的關係，而不是說立法上有多麽寬疏簡單。錢穆評論秦漢兩代，說過秦始皇和漢武帝都是中國歷史上的雄主，秦始皇焚書坑儒，以吏為師，嚴禁有人以古諷今，而漢武帝恰恰相反：表彰六藝，追慕堯舜，尊行上古聖王之法。可這種“恰恰相反”衹是表面上的，漢武帝設立五經博士，這和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性質是一樣的；漢武帝求仙、封禪，和秦始皇如出一轍。漢武帝把堯舜當作偶像，很瞧不起秦始皇，可所作所為和秦始皇卻並無二緻。漢武帝以為自己上承三代聖王，卻不知自己正是亡秦的延續。原因在哪兒呢，漢朝自從劉邦以來，恭儉無為，搞的全是拿來主義，照抄秦朝。漢武帝雖然發憤圖強，想像上古聖王一般有一番偉大作為，平治天下，其實還沒脫離照抄秦朝的老路。學者們推崇堯舜，痛斥秦朝，可眼光也都限製在秦朝的歷史局限性裏。因為說來說去，上古的事情到底全是虛的，而秦朝的事卻是實實在在擺在眼前的，秦漢同是大一統王朝，相似之處很多，一不小心就學上了。vii
　　這麽看來，漢朝初期所謂的“無為而治”倒有兩層意思，除了“休養生息”之外，卻是自己在政治上並無創新，衹是照抄秦朝，投機取巧。至於個中原因，錢穆以為是劉邦那夥人除了張良具有貴族血統之外，其他人全屬草根階層，讓這些人製訂國傢法典什麽的那可真是難為他們了。現在把賈誼方纔那兩篇文章拿來一加對照，這可着實露出了他的馬腳：好你的賈誼，把你說的那些壞人壞事抹去時代背景，嗯，怎麽看不出來是秦是漢呀？——難道是近似的政治框架終於搞出了同樣近似的不良後果？
　　還得說董仲舒把握得住，在“天人三策”的第二策裏大談秦朝苛政，把批評緊緊地綁住秦朝：“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和賈誼說的那些都差不多，反正就是秦政府亂搞法治，不體恤百姓疾苦就是了。董仲舒隨後轉而表揚本朝，以作為和暴秦的鮮明對照。
　　董仲舒說：“皇上您如今一統天下，四海無不順服，太牛了呀！”——其實這話如果不作為轉折，直接放在壞典型秦始皇身上也是一樣合適的。
　　董仲舒接着說：“皇上您太了不起了，萬裏之外的夜郎、康居這樣的國傢都被您的德政感化，嚮您歸順！”——這是儒傢“以德服人”的政治思想，前邊講過蕭望之就是拿這種思想用在匈奴身上的，結果贏得了空前的政治勝利。但現在的問題是，董仲舒這句話可能有假，因為夜郎和康居這時候還沒歸附漢朝呢。所以有專傢懷疑“天人三策”存在着被後人篡改的嫌疑——這倒不是沒有可能，古書盡是被篡改的，所以後世寫歷史的傢夥裏邊，有些人寫推理小說也很擅長。^_^
　　我們先不必去糾纏文獻真實性的問題，反正，即便這裏遭到篡改，篡改者也必是儒傢無疑，出發點大概是要把這篇漢儒經典點綴得更加完善吧。我們不妨糊塗一下，把它當作董仲舒自己的話好了。董仲舒在舉了夜郎和康居的例子之後，話鋒突然一轉，說：“海外都紛紛歸附了，這充分說明了皇上您德治光輝普照四方、充滿天地，但是，國內老百姓怎麽沒得着您什麽好處呢？”——董仲舒對這個話題沒有深入，其實他已經點出了一個專製朝廷的通病：對內對外兩副面孔。
　　專製體製的特點是：全國所有土地、所有人口、所有物品，全是皇傢的，雖然政策上可以允許私有權，但這是出於皇帝的恩賜，皇帝予取予奪，看誰不順眼就可以剝奪誰的私有權。所以，全國之人誰都不具備和皇帝的人格平等性，他們都是皇帝的私産，要像狗一樣無條件地忠於皇帝。而外國領導人卻是和我們的皇帝有着人格上的平等性的，即便是個小國領袖也是如此，大傢坐在一起就像大財主和小財主坐在一起，大財主盡可以財大氣粗，小財主盡可以卑躬屈膝，但兩人都是財主，都有自己或大或小的一份産業，是可以坐在一起說話的。而再小的財主也是財主，再大的傢奴也是傢奴。某個財主覺得自己經營有方，傢大業大，很想炫耀一番——這是人之常情——但財主的苦惱是，傢裏雖然有無數傢奴，雖然有無數忠狗，但總不能嚮他們炫耀吧，真要顯擺顯擺泱泱大財主之風，也衹能在那些小財主面前炫耀，而在一個財主社區裏，大財主也往往更希望有更多的小財主擁着自己。大財主既然傢大業大，自然給得起好處，金錢亂拋之下，小財主紛紛擁來，不亦樂乎。趙翼就曾經笑話鄭和下西洋主要就是給明成祖掙面子去的：畢竟萬國來朝方顯大國威儀。viii
　　所以說，國際外交就是大財主的社交活動，國內政治就是大財主的傢內事務——傢再窮也不能在外人面前丟了面子！大財主有時會勒令或哄騙傢奴們勒緊褲腰帶，擠出錢來供自己在外邊一擲千金，而小財主的作為也往往會像窮光蛋借錢請客一樣，這種事在歷史上絶不罕見。理解這個道理並不需要依靠什麽深奧的理論，這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常識罷了。既然我們知道專製體製是“傢天下”，就應該更多地去從“家庭行為”和“傢長行為”的角度來理解當時的歷史事件。但這個常識是常常被人忽視的，因為人們很容易忽略“傢天下”的特性，而去思考什麽國傢民族利益之類的宏大主題。
　　老百姓對這種作風有時是深惡痛絶的，而民間的好惡常常在俗文學中體現得淋漓盡致，比如《隋唐演義》痛斥隋煬帝在揚州接待外國使節，為了顯示國傢繁榮，不但花大價錢假裝出一副歌舞升平的氣象，甚至嫌樹葉凋謝影響美觀，竟着人把揚州城裏大小樹木的枝椏上紮滿緑色絲帶，這還真把一衆外國使節唬得不輕。可隋煬帝也有百密一疏，忘記把使節們從邊境進入揚州的沿途路綫上也照方抓藥佈置一番了，結果被人傢看出了破綻。
　　但要註意的是，我說的是“老百姓對這種作風‘有時’是深惡痛絶的”，為什麽要獨獨加上“有時”這個限定，因為統治者衹要弄些障眼法，老百姓還是很容易就被糊弄過去的。“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嗎？如果真是，皇帝們天天都得冒冷汗了。好在障眼法是很少失效的，呵呵，就連“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這句話本身，不也是一個美妙的障眼法嗎？
　　“國傢民族”這些高尚的字眼也常常會被作為優美的口號鼓舞着士氣人心，但正如我在《孟子他說》裏分析過的，愛國是個現代社會的觀念，而先秦時代並沒有什麽愛國觀念，愛傢先於愛國；專製時代也沒有什麽真正的愛國觀念，愛國衹是作為忠君的附屬觀念，而其意義實質上衹是“維護主人的私有財産”。對於傢天下的傢奴們來說，理論上應該無條件效忠當前的主人以及主人的合法繼承人，一些腦筋靈活的傢奴則有時會想：效忠這個主人還是效忠那個主人，或者幹脆找機會自己作主人？傢奴衹有主人，沒有國傢，任何高於主人之上的價值標竿都是被嚴厲禁止的。而主人是有權任意處置自己的財産的，包括國土和人民——正如我們無法要求一個財主不得把自己的土地割讓給別的財主，我們也同樣無法要求財主不得殺掉他自傢的牲畜。
　　自然，傢天下裏的傢奴也好、忠狗也好、牲畜也好，有時也會過上美滿的生活，但這一切都是來自主人的恩賜，主人既然可以恩賜給他，也有權力隨時把恩賜收回。傢奴們會因為美滿或自以為美滿的生活而由衷地歌頌主人的恩賜，這無可厚非，但他們可曾想過：靠恩賜而來的幸福是不可以安心地揣在懷裏的——這次第，像極了皇宮裏的那些女人們。
　　註釋：
　　i 《孟子·梁惠王下》：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糇糧，於橐於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幹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甫，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薑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ii [漢]賈誼《新書·時變》：“商君違禮義，棄倫理，幷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秦人有子，傢富子壯則出分，傢貧子壯則出贅。假父耰鉏杖彗耳，慮有德色矣；母取瓢碗箕帚，慮立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並踞。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輕簡父母也，念罪非有倫理也，其不同禽獸懃焉耳。然猶幷心而赴時者，曰功成而敗義耳。蹶六國，兼天下，求得矣，然不知反廉恥之節，仁義之厚，信幷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凡十三歲而社稷為墟，不知守成之數，得之之術也。悲夫！”
　　iii 《史記·商鞅列傳》：“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傢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
　　iv [宋]蘇軾《東坡志林》“司馬遷二大罪”：“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傢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秦人富強，天子知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遊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闇於大道，取以為史。……”司馬遷稱贊桑弘羊“不加賦而上用足”，蘇軾在這裏拿來當靶子批，又拿出司馬光的名言，明顯是針對王安石的。但依現在看來，蘇軾（和司馬光）在本文中暴露了不懂經濟的弱點，司馬遷稱贊桑弘羊的那句話無疑是站得住腳的。那麽，其他的事情誰對誰錯呢？
　　v 《論語·子路》：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vi 事見《漢書·董仲舒傳》：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傢推說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
　　vii 詳見錢穆：《秦漢史》（三聯書店2004年第1版），《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三聯書店2001年第1版）
　　viii [清]趙翼《廿二史箚記》“永樂中海外諸番來朝”條：蓋皆海外小國，貪利而來。是時內監鄭和奉命出海，訪建文蹤跡，以重利誘諸番，故相率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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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記自序
引子之一：新問題常是老問題（一）“詆嶽飛而推崇秦檜也”
（二）五十年前哈耶剋（三）我們今日還不配讀經
（四）祭孔.文天祥（五）義和團.誰還記得陳天華
（六）馬剋思論太平天國（七）恩格斯論“911”
引子之二：事實問題還是邏輯問題引子之三：在詩歌的標簽之外
第一章 殺人無罪，報仇有理 （一）徐元慶謀殺案（二）梁悅謀殺案：韓愈的法律難題
（三）以德報怨，以直報怨，以過分報怨（四）“漢時以經義斷事”
第二章 一經三傳：哲學、歷史、還是政治？（一）“三傳”小史（二）作為官方政治學的“春秋大義”
（三）原心定罪：同罪不同罰（四）官員私鬥
（五）查案不難，判案纔難（六）趙傢村的愛國主義
（七）江山可以送人嗎？（八）三綱實係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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